吐蕃入长安(第2/4页)

王献忠一行刚刚进入开远门(长安西北门),恰好和郭子仪迎面相遇。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连忙下马拜见,说:“如今皇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天子就是您一句话的事,令公何不顺势而为?”

郭子仪怒视王献忠,一言不发。

王献忠讪笑着说:“令公为何不说话?”

他话音未落,郭子仪就已命左右冲上前去,把他一下子按倒在地。王献忠手下面面相觑,可慑于郭子仪的威望,没人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随郭子仪掉头西行,去追天子车驾。

十月八日,代宗一行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地官员都跑光了,无人供应膳食,代宗和护驾禁军又冷又饿,处境极为狼狈。就在这个时候,驻守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马不停蹄地赶来救驾了。

饥寒交迫的代宗李豫顿时百感交集。

危难时刻,文臣靠不住,武将也靠不住,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十月九日,吐蕃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安。

同日,吐蕃大将马重英与唐朝降将高晖一起导演了一幕闹剧:拥立广武王李承宏(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礼之孙)为帝,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宰相,同时又改年号,设百官,忙了个不亦乐乎。

随后,吐蕃人开始烧杀抢掠,“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早早就卸掉武装、躲藏在民间的禁军官兵,此刻非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吐蕃人的暴行,反而趁乱加入了抢劫的行列。长安士民不堪其扰,纷纷逃出长安,躲进了终南山。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鱼朝恩的护卫下逃到陕州,四散逃命的文武百官才陆陆续续前来见驾。郭子仪行至御宿川(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得知天子已经脱离危险,便决定不去陕州,而是沿秦岭山麓东行,前往商州、武关等地集结部众。他对王延昌说:“溃散的禁军将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们现在赶过去,把散兵游勇召集起来,同时征调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北)的卫戍部队,不出数日,便可北上蓝田,反攻长安。”

此时此刻,郭子仪麾下仅有三十名骑兵。

吐蕃入寇长安的这一年,郭子仪已经六十七岁了,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他的双鬓,仕途的坎坷也屡屡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却不曾磨灭他匡扶社稷、保家卫国的勇气和信念。

如果没有郭子仪,长安的收复很可能会遥遥无期,而代宗李豫的逃亡生涯无疑也将被大大延长。因为,当代宗逃到陕州并向四方发出勤王诏书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道节度使居然因痛恨宦官专权而对朝廷心生不满,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人向关中派出一兵一卒!

这其中,就包括当时驻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

换句话说,宦官程元振的擅权乱政早已寒了天下人的心,就连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对天子和朝廷彻底寒了心。

然而,郭子仪的心没寒。

即便吐蕃大兵压境的这一刻,权宦程元振还在不择手段地算计他,可他的心还是没寒。

一个人要成为名将不难,要成为功臣也不难,难的是当普天之下人人放弃信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坚持。所以,郭子仪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而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忠实于内心的信念,更善于在人生的重大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足以让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终,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郭子仪也许就是凭着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却的热血,才能置个人的得失荣辱于度外,并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并成为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既保全了禄位又保全了名节)的功臣元勋!

十月中旬,郭子仪沿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四千余名溃散的将士,随即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代宗李豫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便下诏命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护驾,但郭子仪却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长安的计划。

可是,郭子仪只有区区四千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吐蕃的二十余万大军呢?

强攻当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