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明复叛

公元758年阴历二月，唐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同时把使用了十多年的“载”改为“年”。

当初，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改年为载，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的盛德大业已可媲美于尧舜（尧舜时代大多用“载”表示纪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给了玄宗无情的嘲讽，也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几近覆灭的噩运。

所以，从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他很可能就一直想把纪年名称改回来，可一则因为他刚刚即位、权力不稳，二则因为他正忙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搁置了。直到此刻，他才能趁着改元的机会，把这个让人无比纠结的“载”字改回来。

肃宗启用的新年号“乾元”，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开局、一切从头再来的意思。

很显然，两京的顺利光复给了肃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在他看来，以安庆绪为首的一小撮叛乱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天下很快就会平定，李唐的中兴也已指日可待！

这个新年号，无疑就是这种心境的表白。

和肃宗李亨一样，满朝文武似乎也对此充满了乐观情绪，只有少数人不敢掉以轻心。

比如李光弼。

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预感某个刚刚归降朝廷的人一定会再叛。

谁？

史思明。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只是迫于时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变，他必会再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李光弼向肃宗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进而献策，让肃宗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借机除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的人选是乌承恩，并建议事成后就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

乌承恩的父亲曾是史思明的老上级，对史有提携之恩。两年前，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举城投降了史思明。由于有过去的那层关系，所以史思明对乌承恩非常信任。肃宗朝廷收复两京后，乌承恩便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亨采纳了李光弼之策，即命乌承恩前往范阳。

这一年六月，乌承恩抵达幽州（范阳治所），受到了史思明的热情款待。乌承恩宣完圣旨后，史思明马上安排他住到了自己的府上。当时，乌承恩有一个儿子在史思明帐下任职，史思明还特意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当天夜里，乌承恩父子二人见面。乌承恩当即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激动不已地对儿子说：“我奉朝廷之命除掉这个逆贼，事成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节度使！”

可是，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乎乎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了，专等着乌承恩露出马脚。

当然，这两个人是史思明安排的。

其实乌承恩一来到范阳，史思明就已经起了疑心，可他却不动声色，而且表现得极为殷勤，目的就是要麻痹乌承恩。

乌承恩的计划就此败露。随后，史思明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同时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乌承恩准备策反的史思明麾下将士的名字。

史思明指着这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乌承恩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只好不停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

翌日，史思明集合了范阳的所有文武官员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

这一天，史思明当众打死了乌承恩父子，并连坐处死了跟乌承恩有牵连的二百多个文武官员，然后向肃宗上表鸣冤。肃宗赶紧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说：“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史思明吞不下这口恶气，叫幕僚耿仁智再度上表，其中有一句话说：“陛下不为臣诛杀李光弼，臣只好自己带兵到太原杀了他！”没想到表文装函之前，这句话却被一意归唐的耿仁智偷偷删了。等到史思明发觉，表文已送出。史思明一怒之下，杀了这个跟随他近三十年的心腹，而后再度揭起了反旗。

安庆绪自从逃到邺城后，虽然地盘和实力都比从前小了许多，但毕竟还据有七郡六十余城，钱粮、兵源等等也还算充足，所以安庆绪便又故态复萌，天天纵情声色，大肆营建宫室楼船，把政务都交给了心腹大臣高尚和张通儒。

安庆绪不问政务，高、张二人自然都想趁机掌控大权，于是天天明争暗斗，很快就把这个流亡邺城的燕朝小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大将蔡希德为人比较刚直敢言，看不惯二人的所作所为，便屡屡向安庆绪进言，因而得罪了张通儒，不久就被张通儒随便找个借口杀了。蔡希德一死，他的麾下部众大为心寒，先后有数千人逃离了邺城，留下来的那些将领也是满腹怨恨，渐渐跟朝廷离心离德。随后，安庆绪把兵权交给了崔乾祐，任他为“天下兵马使，总内外兵”。崔乾祐为人刚愎自用，残忍好杀，士卒都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军心日渐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