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贤臣的典范（下）（第2/3页）

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唐朝的货币流通领域从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不足。由于当时的货币以铜铸为主，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铜矿的开采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铜钱长期无法满足市场和贸易的需要。

唐朝的货币发行始于高祖武德四年，称为“开元通宝”，规定每个铜钱的直径为0.8寸，重二铢四分（约5克）。在官铸货币发行的同时，政府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盗铸，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

然而，随着唐朝立国日久，经济逐渐繁荣，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发行的货币完全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私人的盗铸，当时称为“恶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币。既然是民间私铸的假币，在成色和份量上当然与官铸货币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缓解市场需求，因而禁止盗铸的法令变成形同虚设。到了高宗显庆、乾封年间，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干预手段，下令用官铸一钱兑换五恶钱，再将恶钱回收销毁。

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兴叹。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低，熔点也更低的锡来铸造，片刻工夫就能铸造数十上百个锡钱，在市场上也同样大行其道。

恶钱的大量制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弥补了政府货币供应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其次，致使百姓“皆弃农而竞利”，破坏农业生产；最后，利入私门，使国家财政受到私铸货币的左右，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这种现象当然引起了宋璟极大的关注和忧虑。开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恶钱，规定只有重二铢四分的标准铜钱才能继续流通。此次禁令在两京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长安和洛阳市面上的恶钱迅速被大量回收销毁。

然而问题却接踵而至，民间的货币流通量骤减，直接造成了贸易萎缩和市场萧条，于是两京舆情哗然，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当即采取补救措施，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动用国库存款二万缗，以市场价格购入百姓手中滞销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时让两京的各级政府官员预支薪俸，以便让官铸货币迅速占领流通领域。

开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项强力措施，将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府）和州县储备的十万石粟米出售给百姓，借此吸收民间恶钱，然后全部予以销毁。稍后，宋璟又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私铸恶钱的重灾区——江淮流域，负责恶钱的禁止和收缴。

应该说，宋璟的上述举措都是对的，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可问题是，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于国家有利的也不见得是于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萧隐之前往江淮以后，为了急于搞出政绩，动用了极为严厉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仅挨家挨户收缴恶钱，而且“捕责甚峻”。（《新唐书·食货志》）如此一来，不但为数众多的假币制造商破产、坐牢，并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萧条乃至瘫痪。

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订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