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第2/4页）

郭元振一生显赫，历事四朝，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朝野闻之，无不欷歔感慨。“自恃功勋”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怏怏不得志”。两个月后，朝廷改元开元，大赦天下，郭元振被赦免，起用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玄宗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

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

不能不说，当初刘、张二人之所以站出来帮郭元振求情，本身就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味道。郭元振遭流放后，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

就在骊山阅兵的数日后，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玄宗准备征召姚崇（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时任同州刺史）入朝为相。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因此大为恐慌。骊山一幕本来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张说更是寝食难安，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

然而玄宗却不为所动。

张说不甘心，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姜皎依计而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

玄宗眼睛一亮，忙问：“谁？”

姜皎心下暗喜，朗声答道：“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

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因为如此一来，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

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说：“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竟敢当面欺君，论罪当死！”

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谢罪。

张说万万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补了郭元振的缺。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时称紫微令），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

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张说惶惶不可终日。

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往轻了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了说，这叫阴谋篡逆！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

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

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对，走进殿中的时候，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玄宗问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〇）

玄宗大为诧异，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姚崇不紧不慢地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乃宰辅重臣。日前，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故而为此忧心。”

居然有这回事？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先天元年，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如今玄宗亲政了，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可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无故遭贬。对此，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语”。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