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政变

张柬之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生于武德末期，少时就读太学，涉猎经史，稍长进士及第，授青城县丞。按理说，这种人生起点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迁的话，他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跟“大器晚成”这四个字沾不上边。可老天爷偏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县丞职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曌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六十多岁高龄参加贤良科的会试，终于在一千多名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擢为监察御史。此后张柬之又在朝廷奋斗了将近十年，才慢慢升到凤阁舍人的职位。

圣历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要挟，不得不让亲王武延秀与可汗之女和亲，张柬之认为有辱国体，上疏反对，从而忤旨，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又转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此时的张柬之已经七十多岁，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到头了，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如果没有其他贵人的帮助，武曌不见得一定会提拔他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姚崇。长安四年十月，武曌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同时让他举荐朝臣为相，姚崇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擢用他。”就这样，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曌终于让张柬之入阁为相。

这一年，张柬之已经年届八旬。

八十载的沧桑岁月彻底染白了老人的须发，但却不曾湮灭他的匡复李唐之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前来道贺的文武百官看见张柬之的脸上迸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

那些拥李派大臣都知道，只有内心具有使命感的人，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焕发出这种震撼人心的光芒。

公元705年阴历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曌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暐和司刑少卿桓彦范的建言，宣布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以来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扬州叛乱与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是武曌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曌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所以这道大赦令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它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曌已经决意采取宽恕与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怨纠葛，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

但是，八十一岁的女皇武曌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场旨在推翻武周政权，匡复李唐社稷的政变行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了。

张柬之计划的第一步，是确立政变的核心力量。刚一拜相，张柬之便在拥李派大臣中迅速物色了四个人，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

之所以会选择这四个人，原因如下：

一、此次政变的主要目标就是匡复李唐社稷，因而太子李显自然成为此次行动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但是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参与策划，所以才由身为宰相兼东宫属官的崔玄暐出面，其身份相当于太子派出的代表；

二、敬晖、桓彦范与张柬之不仅曾有过同僚之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狄仁杰举荐入朝的，大家同出狄公门下，意气相投，立场一致；

三、袁恕己的情况与崔玄暐类似，也是因为相王李旦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就由他作为相王的代表参与到领导小组中来。

计划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禁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的禁军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北衙禁军，驻守皇宫的北正门玄武门，负责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安全（七十九年前秦王李世民发动的那场政变，也是因为直接掌握了玄武门的禁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虽然当年是在长安的玄武门，这里是东都洛阳的玄武门，但二者同属北衙禁军的驻地，因而其地位与作用一般无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玄武门还将数度喋血，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初唐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场玄武门之变，而是有“四次”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北衙禁军，还有一支南衙禁军，驻守宫城以南的皇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南衙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同时也负有保卫京师之责。

北衙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左右羽林卫大将军，当时的右羽林卫大将军是李多祚。他是靺鞨人，曾追随名将裴行俭出征西域，在高宗时代便已崭露头角，所以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首先找到他，开门见山说：“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感怀泪下，说：“大帝（高宗李治）。”张柬之当即亮出底牌：“今大帝之子为二竖（二张）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李多祚收起眼泪，指天盟誓：“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资治通鉴》卷二〇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