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树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