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子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子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