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第2/3页）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