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以后，尽管唐高祖李渊头上依旧挂着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可这顶帽子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

可在李渊看来，史书上的这种定义和解释毋宁说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从李世民登基御极的那一天起，李渊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

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及时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

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打脱牙也要和血吞。而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就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给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这一切已经不止是在抽耳光了，它们更像是一记记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上。

“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旧唐书?裴寂传》）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这种话几乎是不可能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说出来了。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力重千钧，足以把李渊原本就抑郁寡欢的精神彻底压垮。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而且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还替刘文静平反，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得一团漆黑，贬低得一无是处，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让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着权力和尊严的太极宫中了。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想，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到时候大家难堪。

贞观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后不久，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表面上的迁居理由是这样的：“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唐会要》卷三十）

众所周知，弘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说高祖“雅好之”，愿意主动搬过去住，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刚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高祖就主动要求迁居，这恐怕也并不是巧合。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李世民总算达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可以冠冕堂皇、顺理成章地入主太极宫了。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巍峨华丽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

他在心里默默地告别这熟悉的一切，同时也与过去的辉煌记忆彻底诀别。

那一刻，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而位于宫城之外的那座弘义宫，则是一个丧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

搬进大安宫（弘义宫）后，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与其说这六年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与太极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月，马周上疏说：“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旧唐书?马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