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良药（第2/4页）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然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绝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蒋介石，后者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蒋介石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在发抖。

仅仅半年时间，中国的陆海空军精华已近乎丧失殆尽。残存下来的中国军队虽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还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为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非赶快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蒋介石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但他们俩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内部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中国统帅部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蒋介石说了声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呼呼，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蒋介石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你们看看外面，世界大得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才行（“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中国统帅部内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以便能够腾出全部精力来部署军事。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