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西安去（第3/14页）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绵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掺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学良、杨虎城这些“叛乱分子”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有人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蒋介石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蒋介石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地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蒋介石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蒋介石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儿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