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白云深处有人家（第2/10页）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介石、黄郛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孟尝君食客三千，关键时刻还是靠鸡鸣狗盗之辈，保住了小命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二十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