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泽起龙蛇（第2/9页）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儿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扬眉剑出鞘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十九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三十公里”。

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

十九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十九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作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十九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