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不眠之夜（第4/7页）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十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五十三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五十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五十三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五十三个人情，五十三条信息渠道，五十三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不可思议的战争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石原莞尔待在旅顺，坐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者当时外出，对整个行动计划尚不知情。

板垣则坐镇沈阳特务机关办公楼，统一指挥攻击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入眠。

时间是深夜十点。川岛中队在柳条湖铁路段实施爆破。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那段铁路属于日本自己所有。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后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光炸药就倒腾了一百二十公斤，要用三十个大麻袋装。

现在的黄色炸药一共用了四十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