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燃烧的火焰（第2/14页）

从“天炉战法”的创意上，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杨森战法”的影子，而在“天炉战法”中，驻守新墙河的第二十军也确实是其中的一大关键环节。

杨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就加紧对第二十军进行整补和训练——不先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进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线观察到日军调动频繁，接到侦察人员又得到了一份日军向乡公所强索苦力的文件——强索苦力是为了修筑道路，修筑道路是为了运输辎重，运输辎重是为了粮草先行。

薛岳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杨森也根据敌情和战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作了相应部署。

此时属第二十七集团军序列的共有三个军，杨森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以南第一线，湘军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在正面呈两线接力，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线转由滇军第五十八军把守。

这三个军的总体任务，就是给薛岳的“天炉”点起第一把火，给日军在“炉”内取取暖、升升温。

阿南即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间隔第二次长沙会战仅过了两个月不到，这在军事上显得颇为反常，要知道前两次会战整整相差了两年，阿南曾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与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近乎失衡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阿南上任后的开山之作，从发动汨罗江南岸会战，到击溃第七十四军，这些战绩都让他扎足了面子和台型，太有腔调了。

可惜的是，后半段都让一个叫杨森的人给搅了。

会战结束后，南京侵华日军总部的一些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长沙会战不打还好，一打反而给予了中国军队以反宣传的材料，很是不利。”

阿南提交报告，说明这一趟他没白干，爱嚼舌头的那些人不屑一顾：成绩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但一定是要总结出来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原来自豪还停留在幻觉状态，阿南怒不可遏，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阿南赴南京出席军司令官会议时，在会上大发牢骚，以致于会议就被他一个人给拖到了深夜。在日军将领中，阿南以沉稳著称，如此不寻常的举动，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浮躁之气，而这正是大战前所有指挥官都应力避之处，也是他的同行薛岳曾掉坑的地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袭得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进政策”成为热点。从东京到南京，日军内部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

第十一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日本参谋本部一再暗示，要从第十一军调动兵力去南洋，第6师团等绝对主力皆在此列，这让阿南如坐针毡，憋足了劲想在调兵之前再打一场大仗，以便在挽回脸面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第九战区奉命将粤军第四军、暂编第二军调拨南下，以策应英军守卫香港。

得知粤军南下，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向第二十三军发出照会电报，探询是否要出兵进行牵制。

电报是白天发出的，第二十三军尚未回复，木下勇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脑细胞高度兴奋，最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不管第二十三军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战。

阿南的浮躁明显影响到了他的部下，或者说相互影响。据木下勇在日记中记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曾“深思熟虑”，但这次只用一个小时就作出了决定。

1941年12月13日，木下参谋长召集作战主任岛村等一众高级幕僚，大家达成一致，拟成作战大纲向阿南进行汇报。阿南也早就按捺不住，当即予以批准。

木下的这份作战大纲，主要针对杨森所指挥的三个军。因杨森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抢眼表现，木下再不敢用第40师团这样的丙种师团去应付，启用的是第6师团，但后来仍觉得没把握，又把第3、第40师团的主力增加了进去，这样基本上已是一个师团对一个军。

开始都说得很好，出兵是为了配合香港攻势，牵制第九战区，但作战计划一经上级批准，阿南和幕僚们就动了“进攻长沙”的心。

牵制作战和大会战，准备期完全不一样，只能说人心里一旦有了坑，迟早都会把自己给套进悲剧的壳子里去。

1941年12月18日，汉口军司令部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别人尚可，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因直接分管后勤，对“进攻长沙”反对最烈。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见把前线军队抬了出来：“要进攻长沙，请问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