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笑谈渴饮倭奴血（第4/11页）

1940年3月，木下勇少将接任第十一军参谋长，上任伊始，他就感觉武汉总部的气氛“普遍沉闷”。

与中国军队不同的是，日军幕僚一般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有的部队，幕僚甚至能代替主官进行指挥。木下勇当时就认为，要使武汉总部的气氛由“沉闷”变成“明朗”，必须以战养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

一个月后，园部因在上高会战中指挥不当而被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阿南和木下勇的意见一致，都计划对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挽回士气。

一二把手张牙舞爪，总部的老幕僚们却都面有难色。当着阿南的面，他们忍不住诉说起“湘赣会战”时随部队征战的情形，听完这些亲身经历者近乎声泪俱下的讲述，阿南和木下勇才终于明白，原来冈村并不冤枉。

湘北正面虽是平原，但水域较多，在没有湖沼的地方，第九战区采取了“化路为田”的办法，经过破坏，原有公路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冈村被逼无奈，只好以坦克车代替轧路机，利用秋旱田干，把田埂铲平，才勉强修出了临时性的简陋通道，尽管这样，后勤仍经常脱节，而且越往南进困难越大。

到冈村决定撤退前，日军步兵所携带的干粮，最多只能再吃一个星期，且已相当疲惫。而当时第九战区尚未使用的部队还有五个军之多，处于以逸待劳之势，以冈村的精明，这笔账他不会算不出来。

听到这里，阿南倒吸一口冷气，但他随后说的是：“攻取长沙不成问题！”

阿南经历显赫，先后担任过皇室侍从武官、陆军省人事局长，此前又在华北任师团长，是一个自我期许很高的人。当然他说不成问题，并不是真觉得没问题，而是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技术问题不难解决。

阿南指示幕僚，“高山大河何所惧”，新的长沙会战一定要打，不过从现在开始，就应着手对各种技术和细节进行具体研究。

第十一军参谋部于是展开工作，首先对一名被捕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进行审讯。这名参谋参与过湘北阵地的设计，他供认了湘北阵地的部署情况。接着，参谋部出动飞机侦察，确认其供述与实地情况相符。

此外，多次空中侦察，也使第十一军得以大致掌握战场道路的破坏状况。

若说这些侦察有什么空白点，那就是对山区阵地缺乏了解，基本心中无数。比如平江幕阜山，主要是杨森自己在布防，战区长官部的幕僚对此也不一定清楚，而复杂的山地对飞机侦察来说，同样是个盲点。

依据所获得的情报，阿南及其幕僚进行了多次兵棋演习，也就是在沙盘上模拟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战计划。

因为山区的情报资料不足，拟定计划时，对平江究竟使用多少兵力又成了一个问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33师团出兵平江，只是把平江作为一个障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迂回包抄长沙。不料平江没有拱开，还吃了大亏，这次幕僚们有所重视，决定使用第6师团、第40师团合力对平江幕阜山进行扫荡，以铲除来自侧翼的威胁。

阿南再次审查草案时，觉得如此用兵太过浪费：我一共才几个师团，怎么能把两个师团都拖在山区呢，而且还是第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你们的脑袋是不是都被门框给夹了？

他拿起笔，刷地就把第6师团划掉，转用于湘北正面，只留下第40师团进山作战。

大战硝烟未起，杨森已提前闻到了味道。

新墙河是当时中日两军正面对峙的最前线，在河的两岸，各有一段空隙，即所谓的缓冲地带。休战时间久了，这里就成了两不管区域，既无人收税，也无人约束，第三方势力趁机渗入。

第三方势力跟两军都不搭界，属于混社会的，也就是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这类，他们在新墙河两岸开妓院设赌场，竟然让真空地带有了一丝畸形繁荣的景象。

杨森看在眼里，也派出一些精明强干的侦察人员，乔装打扮后去开设赌场，实际是以此为掩护来刺探日方情报，同时暗中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己方情报外泄。

一旦察觉到对岸日军警戒松懈，侦察兵便趁晚上越过河岸，深入敌后进行刺探活动。

日军前线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杨森的耳目。搜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日军正在进行战前动员，杨森一边将相关情报送至战区长官部，一边加强自身部署和防范。

第二十七集团军内部序列做了新的调整，除第二十军外，增加了滇军第五十八军，两军同守通城、平江，其中第二十军在通城以南，第五十八军在平江以北的幕阜山，杨森则坐镇于长寿街，进行左右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