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乖不乖，各人猜（第4/10页）

邓锡侯派兵侦察得知，进据南盘村的正是日军尖兵部队。他在路边捡到那只纸盒子，乃日军的联络标志，“外国文字”就是日文，可惜无人识得日文，不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眼。

当天南盘村的日军尖兵有四百多人，配置数十挺机枪和数门迫击炮。他们先用机枪向邓锡侯等人射击，后来还派了骑兵出村追赶，而邓锡侯的随身卫士很少，加上突遇意外，如此险境下尚能保住性命，真可谓是大难不死。

邓锡侯自己也感叹，说：“当日虽不死，险矣！”自此以后，他把11月6日作为抗日遇险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纪念一下。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个分工，从晋北南下的一路负责攻打太原城，从晋东而来的另一路则进袭城外乃至城南的中国军队，南盘村的日军尖兵即属晋东一路。

南盘村遇险，意味着日军的大部队随时会追踪而至。太原攻守战尚未正式打响，城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影了。

此时阎锡山已经离开太原，与邓锡侯失去了联系，邓锡侯也就得以“便宜行事”。他与孙震一商量，城外的都跑光了，我们城南的也得跑啊，不然难道坐以待毙，把部队全赔进去不成？

为避免被阎锡山套上“擅自行动”之罪名，从而受到军法处分，邓锡侯发挥了他水晶猴子的聪明劲，留了一个旅在原地，其余大部队悄悄向南撤离。

半途之中，因太原失守，阎锡山终于发来了撤退命令，于是邓锡侯乘势把“放线”的那个旅也给收回，全部急行撤入晋南山地。

从北上川军被改变指挥系统起，坐镇四川的刘湘就陷入了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尽管抗战已成主旋律，但以刘湘为首，川军各头领仍对南京政府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疑惧，最怕老蒋乘势而入或拉走他们的军队。除李家钰所部倾巢而出外，其余各军都在四川留下了看守部队，以防不测，同时刘湘还再三强调，所有部队出川后都必须归他统一节制。

邓锡侯、孙震动身前，刘湘在成都为二人饯行，又特别叮咛：“川军出去，一定不能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集团军集中才能渡过黄河，然后所有川军集中才能参加作战。”

邓、孙当时都深以为然，唯唯受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单是蒋介石有严令，变化万端的形势也逼得北上川军根本做不到集中了再如何如何。

关于是否提前渡河，邓锡侯曾从西安打电话请示刘湘，情况一讲，刘湘同样无话可说，只能让邓、孙按照军令执行。

第二十二集团军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刘湘已毫无办法，飞就飞了吧，横竖也不是自个儿嫡系。第二十三集团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十代单传的亲儿子，若再有个闪失，则前途尽毁。

从四川到武汉的船只既少又小，光等船就需要花去很长时间，因此第二十三集团军东进的速度一直很慢，至1937年11月初，其前卫部队才刚刚到达武汉。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少数服从多数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钟体乾更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账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