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6/23页）

别动队持有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

曾有几次，特务队在深夜向别动队员发起暗袭，用麻袋罩住，捆绑后丢入沟内淹死。

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致于别动队吃了亏后，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给打发掉了。

除发起情报和特工战外，地下党的舆论宣传也很有力量。小说《红岩》中除罗世文外的另一个地下党著名领导人车耀先，当时就在刘湘手下担任杂志主编，进行抗战宣传。

蒋介石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参谋团成员去看望一位老友，此人便是加入励进会的少壮军官，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入川帮助打红军，我们竭诚欢迎，但如果要征服四川，那将受到抵制。”

用“征服”二字，等于把“中央”等同到了异族或者外敌，其敌意可见一斑。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禁烟缉私”。至此，除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以及宪兵团、别动队都偃旗息鼓，躲到了一边，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刘湘能够“联共”，并不是真的对共产党和红军起了好感，说到底还是利害关系使然，但他却着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七七事变”以前，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据说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刘湘，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可是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以帮忙。

众人议定送一万元，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上报刘湘，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

随手一批，便是五万。

在“联共”的基础上，刘湘再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那里也驻有延安代表，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蒋。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摆得更大一些。

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刘湘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朋友”，让众人支招。大家一番讨论，所提交的“朋友”名单中有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还有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

最后刘湘选定联络陕西。因为根据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17路军（又称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去甘肃，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则是继“九一八”、长城抗战后便居无定所，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蒋介石动了他们的窝，那二位能不跳起来吗？显然，现在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很难下决心“造反”。

经过物色，刘湘决定派黄慕颜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定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再由成都乘机去西安，对外则宣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事宜，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大舅子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见到了杨虎城，并交付对方一份关于“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

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实际情况是，张、杨正在酝酿一起惊天大行动。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黄慕颜得知详情后，立即电告刘湘，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中央”势力，以响应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成都进行处置。在接到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后，刘湘君臣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张、杨也太牛了，我们撑破天，也只敢打打擦边球，玩玩合纵连横，他们竟能给老蒋来个瓮中捉鳖，瞧瞧人家这胆识，惭愧啊。喜的是，不用自己费吹灰之力，嚣张一时的老蒋已经束手就擒，眼看着连小命都要保不住了，真应了那句话，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于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于刘湘，前者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

刘湘举止暧昧，弄得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