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偶像的破灭 （第7/15页）

贺龙和红三军所面对的局面变得异常被动，至1932年9月，洪湖根据地已经大部失陷，红三军也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最终只能像红四方面军那样，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打游击。

赶走红军，刘湘和刘从云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不料他们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中央军”接管防务，打发鄂川军全部上船，输送回川，到头来，荆沙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的。

花了大半天工夫，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所得，这下惹得川军内部怨声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盘吗，你们这些小军官只有那么高，就看不到更长远的——蒋介石用了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那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争夺“川中王”时，蒋介石站的位置，确实是刘湘这边。

如果说对那次出川作战，刘湘尚能抱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这次不同，红军打到四川来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于川军而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得不得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了。

刘湘决定任命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再次指挥与红军作战。

在任命王陵基之前，刘湘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老师”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在身边进些关于王陵基的“谗言”外，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马、扩充部队之类，那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小诸侯了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那样，容许部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灵官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可内心哪里会真的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那副神情，就好像盯着颗定时炸弹。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

刘从云曾指王陵基是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文长兄绝对是个出众的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为后世许多兵家所叹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征洪湖”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王陵基有过跟红军作战且战而胜之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里无人可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拉下去。

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到刘备和孔明都不在世之时，刘湘自信也能镇住灵官，就算对方是个定时炸弹，那定时装置也是在自己手里，还不致于马上走火失控。

王陵基刚刚拜印，还没出发，徐向前就已击溃刘存厚，占领绥定、宣汉两县，红四方面军也顺势扩充到了八万余人。

1933年11月1日，王陵基领兵五万，向绥、宣发起“进剿”，刚好与继续向前推进的红军狭路相逢。

徐向前原计划占领绥、宣后，便长驱直入，南下进攻万县，以扼四川咽喉。但跟王灵官打过一个照面之后，就知道遇上了川军主力，急忙退至宣汉河北岸。在这一带，红军工事坚固，又有河道挡路，双方形成了对峙格局。

绥、宣既破，重庆和万县北面都亮出了空档，全川为之震动。刘湘压力很大，他急于稳定人心，乃向王陵基发出严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发动第一期总攻，以收复绥、宣。

渡河作战向来是个极其危险的买卖，王陵基即便被压得再紧，也不敢贸然行事，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起雾了。

1933年12月15日，拂晓，宣汉河上雾气蒙蒙，能见度极差，这边看不到那边，那边也看不到这边。

川军以浓雾为掩护，成功实施了强渡。北岸红军发觉后，急忙组织反攻，要把已渡河的川军赶下河。

王陵基指挥作战，极有章法。攻击时有主攻，有佯攻，有预备队，分得清清楚楚，防守时则配备重火力，一般为三线配置：重机枪阵地两线，迫击炮阵地一线。这使得双方的攻守战相当激烈残酷，伤亡也都很惨重，红军战死将领很快达到了师长一级，徐向前事后对此的描述是“杀声震天，山河尽染”。

1933年12月17日，川军收复绥、宣两城，红军退守马渡关。

马渡关山高林密，路险涧深，乃川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向前十分重视，不仅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这里，而且调精锐部队严密布防。

王陵基也是一样，他只有将此地夺过来，才能反过来扼制红军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