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命天子（第3/11页）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露酒也在此例。

为了这件事，刘航琛特地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钧座（指局长）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糊涂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航琛打击很大，让他从此感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光教书而不入仕的话，将可能一事无成。整顿铜元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于使他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元或铜元。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元的铸造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达到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元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元没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元，他便将一枚大铜元改铸成五枚小铜元，面值仍为“二百文”，取名“新二百文”。

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元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二百文”铸出后，铜元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那个知名钱庄负责包销。

“新二百文”很快打开了市场。货币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一开始，由于“新二百文”分量减轻，“老二百文”相对就值钱，人们需要用钢刀将其切割成两片或四片使用，但这样以后钱币变得既难看又不易携带。久而久之，“新二百文”成为主流，不仅川人乐用，还流行于西南各省。

刘航琛给铜元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履职的第一年，铜元局便扭亏为盈，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而且还净赚纹银九万多两，顿时把个王陵基乐得连嘴都难以合拢。

王陵基大开眼界，随即就把刘航琛举荐给刘湘。

当时刘湘在财政上已负债达八九百万元之巨，一时拮据到什么事都办不了，正是无比抓狂的时候，听到还有如此理财高手，几有天降财神爷的感觉。

刘湘见到刘航琛，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你来，不是喊你来做官，是要你和我共事业。”

刘航琛也单刀直入：“共什么事业？”

刘湘毫不避讳地告诉他：“统一四川！”

话已入港，刘航琛提了个问题：“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刘湘来了兴趣，“帮忙如何，帮办又怎样？”

刘航琛说，如果是帮忙，一切还是你自己做主，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要叫我帮办，那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刘湘毫不迟疑：“肯定是帮办。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很多，我又何必来找你。”

刘航琛接下话茬：“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在财政上能给我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权？”

刘航琛一口气说下去：“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思考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可以！”

刘航琛受命执掌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

“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其中的负责人大多是各师旅长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

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那里请来尚方剑，将富余机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节省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刘航琛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航琛寄以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刘航琛见势不对，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

可是这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战，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的折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