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步相逼（第3/9页）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崇拜者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一切都给统统抵消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了，而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

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气，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令杨庶堪备受打击，而且也让孙中山十分难堪。

杨庶堪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想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孰料你越软，他越狠。熊克武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索性以督军的名义，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给接收了。

接下来，熊克武又做了一件离谱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就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

在当时，南北完全对立，任命熊克武为督军的也不是北平的那个“总统”或“总理”，而是孙中山。北平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唐继尧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这一派以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