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这些年来长征研究的深入，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究著作相当广。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这部《红军长征记》？它的价值何在？

第一，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原始的记录往往最接近历史事实，而以后的记载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是随着档案的披露，历史事件从表象到内在都逐渐清晰；二是为尊者讳，只宣扬胜利而掩盖曲折困难，使历史偏离了本来面目。《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的回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的情景，读来如同身临其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童小朋的《残酷的轰炸》记述了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地叫痛，是在可怜地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地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第二，历史是人创造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了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地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到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朋的《禁忌的一天》讲述了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地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生活和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作“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第四，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诵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地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不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战斗的全过程。许多文章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情绪。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了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的豪言壮语，敌军在震撼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了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