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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毛泽东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15]这是毛泽东看报得来的消息。事情的真相是1928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萧瑜与易培基因为是老乡和学生的关系，被安排在故宫任委员。他与故宫和文物素无渊源，所以故宫的同事都很冷落他。为了解决故宫的维持和修缮经费，故宫管理者将宫中非文物的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后来出了监守自盗的事情，将珍珠和钻石调包。于是易培基陷入“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虽然不了了之，却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此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著作，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是全球处于“冷战”的时期，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时代。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其立场也必然迎合西方的需要。对书中那些属于人身攻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部分文字并不多，不会损害全书的完整。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萧瑜作为当事人，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红星照耀中国》，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成为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的。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

[1] 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7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童小鹏：《童小鹏军中日记》，第230-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11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页注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2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6]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作了新的历史结论，指出：“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在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各根据地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这场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尚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的尊重和纪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8] 以上内容参考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第156-182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9]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4]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