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医生、护士（第2/3页）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对日本医务人员的政策，首先是纠正“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俘虏兵，于是常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要他们工作时则一味地用强迫的办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给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技术不给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5]。为了让日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比较安心，认真负责长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们做一个守本分的工作者。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日籍医务人员来到我军工作后，有的医院对他们生活照顾较好些，他们即安心，否则便要求脱离。因此，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津贴要按月发给，欠薪单位要从速补发。遇有家庭困难多之技术人员要注意照顾，如有的医生家眷需要来的，尽可能接她们来院同居。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一般是允许的。
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
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元木和男是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他说：“我被调到院部从事会计和出纳工作，一干就是几个月。在我们住的土房子里，随地堆放着装有几百万元钞票和银圆的麻袋，担任警戒任务的只有我和一名少年。武器只是两条自动步枪。刘院长把这么一项重要工作放在我这个日本人身上，信任的程度可想而知。”
解放军干部艰苦奋斗、处处模范带头的作风，对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部队里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使日本人感到新奇，比起日本军阀的残暴专横，有天壤之别。他们渐渐与中国战友融为一体。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医务人员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广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第6后方医院的松本大夫表现突出，被记了一大功。卫生部《健康报》5月20日刊登了《六院突击治疗中的松本大夫》，报道：“在突击治疗开始不久，就发觉不论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大夫好。松本大夫除了正式治疗，每天去病室好几趟。不管怎样忙，治疗后，至少能保证去看一遍。有的伤员说：‘他做完了手术，穿着带血的衣服，还来病室看我们。’最令人感动的是17师49团政治指导员徐光忠，因负伤过重，施手术后，当晚松本大夫守候了一夜未睡觉。这件事情传出后，不但感动了全体伤员，并教育了看护员。”
辽沈战役中，第34后方医院从吉林通化行军到辽宁北票，率领外科手术队的是医学博士今川知和医生。攻克义县后，第一批伤员就送到医院。义县的伤员刚处理完，攻打锦州的伤员又下来了。两个月内收治了三千多名伤病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医院分散在十几个村子，医生、护士查房和换药还要骑马。空中敌机袭扰，地上狼群威胁，全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今川医生和手术室的同志连续十几天不下手术台。内田护士长几次为伤员输血，累计千余毫升。山本护理员由于日夜工作过于劳累，一次在打饭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发现时，她的棉衣已冻在地上，用十字铁镐把她刨起来，还直抱歉耽误了伤病员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