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第4/6页）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

高宗却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坚持要议和。他说：“不必虑此！今日梓宫、太后（高宗生母）、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赵鼎不敢再坚持，但也不愿意承担千古罪名，于是表示：议和之事请另择高明。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宗才选中了秦桧。

秦桧这个家伙，早先在朝中，曾留有主战派的美名。他在靖康年间作为割地使出使金国，在战乱之中逃离了敌营，跑了回来。其后，立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成了最坚定的投降派。可是当时的他面目还不很清晰，所以，任命他为右相的诏书一下，朝士皆相庆贺，以为朝廷用人得当！

就这样，将士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再次成了和谈的砝码。在命运为南宋敞开了收复失地的大门时，高宗又一次选择了走向屈辱。他这样做，是不是出于一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怕恢复失地、迎还二圣之后，他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呢？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他在札子里直斥高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