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湘江，湘江（第10/13页）

同一天，桂军第七军覃联芳师与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万耀煌师发生冲突。这次覃联芳的攻击精神极强。部下通过衣服颜色已经辨明是中央军，覃联芳仍说：“即使是中央军，也不能放过”，派出一营兵力攻击前进。万耀煌师不意之间遭覃师两面突袭，急向关外撤退，但先头部队一个连还是被桂军包围，就地缴械。

虽然最后双方皆以误会互相致歉，桂军发还所缴枪械了事。但周浑元从此不敢再入桂境，只有率队绕个大弯，从湘境的东安追击红军。

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人员、伤病号及挑夫，还雇用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拍成“七千俘虏”的影片，既送南京给蒋介石看，又送各地放映，宣传桂军之战绩。

蒋介石毫无办法，后来只得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不得稍纵。白崇禧令第七军廖磊依中央军之前例，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于是廖磊便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红五军团之后徐徐跟进，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便全军停止，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廖复电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

蒋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他忘记了亲自对薛岳交代的话：“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这就是王建平告白崇禧的“一举除三害”之计。

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

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

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入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入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

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

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年10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年4月12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