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围剿”（第2/31页）

 

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的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唯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

 

对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因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

 

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廷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的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