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扶苏与他的母亲（第2/8页）

秦始皇是严厉认真的人，他按你卢生的话办了，你卢生的话可信不可信，真人来不来得了，仙药找不找得到，就得拿话来说，要你兑现了。秦是法制国家，重视实践实效，对待奇物方士，“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该法规定，凡有方术特技，不得模棱两可，经检验不灵验者，以死罪论处。卢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齐大逃亡。秦始皇大怒，将此案交由御史台追究刑事责任。在追查审讯的过程中，在咸阳的各种方士奇技者、部分言论文学者都被牵连进去，最后的结果，判定其中四百六十余人有罪，被活埋于咸阳东郊。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的来龙去脉。

3. 黄牌警告

坑儒这件事，最早见于《史记》。两千年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把它看成暴君秦始皇的标志性罪行之一。历史侦探在调查秦始皇疑案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秦始皇反儒的确切证据。在追查扶苏的案件时深入坑儒事件当中，经过仔细的查阅寻访、严密的追踪考察以后，历史侦探获得充分的证据，断定坑儒是一桩伪造的历史，一桩一而再、再而三的三重伪造的历史。

简单说来，秦始皇坑方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编造的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的，为的是将自己打扮成暴政的受害者，便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西汉中期，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为了警告怂恿汉武帝求仙求药的方士，不小心将这个不可信的故事写进了书中。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为了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他们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改造成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在得到官方的认可后，从此作为“历史”一直流传下来。这桩历史疑案，隐秘曲折，已经超出了眼下本案的追查范围，我把它的来龙去脉以附录的形式放在书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外翻阅。

不过，在坑方士这个可疑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比较可信的史实，扶苏对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对秦始皇过于急切的施政表示担心，曾经站出来劝谏秦始皇。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过去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做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好。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糊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毫不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犹豫于两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