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九章 父与子（第2/3页）

而后人则以此事弄出了所谓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以彰显法律之威，但却不知所谓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过只是臆想而已，或者说是用来蒙蔽，普通百姓的说法。至于“天子”，那就更不可能……因为天子从来都是出口成法，自然不可能“庶民同罪”！

因为天子不可能犯法！

所谓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过只是黔首百姓的一厢情愿罢了，不过也就是用来蒙蔽百姓的说辞。只有那些读书读愚了的人才会相信真有这么回事，若是为官者真的信了这句话，那当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而现在，儿子学习法律的举动，在曾国藩看来，根本就是读书“读愚”了。甚至就是想做个下九流的“讼棍”，对此曾国藩当然不能接受。

尽管深知现在新朝的官制不同旧时，地方父母官不再负责审案，一概由县大理正、府大理寺丞、省大理寺少卿负责审判，至于提刑使更像是官府的“讼棍”，起诉犯人。因其专职刑狱，所以要求其必须精通法律——尽管在大理寺审判时因其实行上古的“三刺”之制，犯人是否有罪由“民间有德行者”组成的“明德团”裁决，大理寺只负责断刑。

可如此，却对大理寺和提刑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讼棍”只需要说服那以本地人抽取的“明德团”，既可判以无罪。在江西刚推行此制时，曾国藩曾经极为疑惑，因为“三刺”和“五听”作为先秦周时之制度，都其核旨是“明德慎罚”，甚至就连那抽取的用于决定嫌犯是否有罪的“明德团”，亦是取以“明德慎罚”之意，但在另一方面，新朝重刑、重罚又是铁一般的事实，与过去地方官员对待诉讼的态度是“息讼”，那是为追求“无讼”而采用的一种处理诉讼纠纷的方法。“珥笔健讼”更是方志、官书吏训中用来形容地方恶俗的惯用语。但是放在新朝，却恰恰相反，与旧时主张“最喜民无讼，乡村共力耕”不同，新朝反倒是鼓励百姓通过“诉讼”解决各种争端。

曾目睹过江西归汉后，地方不断朝着“珥笔健讼”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总是会感叹着“世风日下”，同样他却也不得不佩服一点，那就是在大理寺正总能做到公正廉明，“明德团”亦不负重托。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赞同儿子学法律，因为学法律必先为“讼棍”，无论为讼师或者提刑使，其本质不过只是“讼棍”，只有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通过申请、审核后才有可能成在大理寺正，而且仅仅只是可能罢了，毕竟大理寺正一共只有那么几位！

过去在江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阻止儿子成为一个“讼棍”，但是现在既然来了南京，那就要想办法把儿子接回正途，当然他不能够直接阻止这一切，毕竟现在要“依法而为”是陛下，曾国藩再最不愿意的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举动引起陛下的不满。

“见过父亲大人！”

突然，儿子的请安声打断了曾国藩的思绪，这时他才注意到儿子不知何时回来了，下一刻，他发现儿子的变化极大——他的身上穿着黑色洋式衣裳，对于这种衣裳，他并不陌生，其类似陆军军装，许多年青官员亦穿着此类服装，与军装不同的是，其左胸前有一个衣袋，而军装与官员着服都是两个衣袋。而且他的头发，辫子剪掉了并没有蓄发，而是留着短发。头上还戴着军式的帽子。

尽管对于儿子未能蓄发有些失望，但是曾国藩深知宫里的那位同样也是短发，而且年轻人这么穿着也属常见，倒也没有显露出内心复杂的情绪，而只是问道。

“纪泽，这些日子，你在那个开成学堂，学的都是什么？”

曾国藩故做好奇的问道。

“父亲大人，开成学堂是为考取南京大学堂之预备学堂，儿子在那一是学习洋文，二是学以算术，三是学以地理、四学以西洋法律……”

提及开成学堂时，曾纪泽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那所只有几百人的私立学堂，给他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透过那扇门，他看到了以前从未曾知晓的世界。

“父亲大人，今天儿子之所以回来的那么晚，是因为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白天于校中学习，晚上于皇宫对面的帝国图书馆看书，完成课业，经过十天的日夜苦抄，曾纪泽刚刚写好一篇文章。

“图书馆？”

“是的，父亲大人，就是帝国图书馆，馆内除了有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全套之外，还有数十万册购自日本以及西洋的书籍，译书社几乎每天都会译出一本新书……父亲大人，儿子边抄边学，受益极大。儿子心想，这篇《中国政体与西洋政体比对得失》，不但对儿子考取南京大学堂极有用，而且对官员亦应该也有一定启迪，还请父亲大人能给儿子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