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3/6页）

“我。”五郎回答。对他来说，撒谎是想也没想过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长大之后绝不回日本。”

和尚沉着脸又拿起教鞭，这一次他鞭打的时间又长，下手又凶狠，最后他问：“现在你回不回日本？”

“不回。”五郎固执地回答。

那天晚上，和尚告诉龟次郎：“我们不要这样的孩子留在日本学校。他不具备正常的感情。”

“他礼拜一就回来。”龟次郎恭恭敬敬地说，在师长面前鞠了一躬。“相信我，先生，他会回来的。”

那是星期三的晚上，遍体鳞伤的五郎要上床睡觉，父亲抓住他的手，轻轻地说，“哦，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睡觉。”

“但是我明天得去上学。”五郎恳求。

“不。你没有学可上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跟我干活。”龟次郎给儿子穿上暖和的衣服，带着他去干活的地方清理茅厕。让五郎感到震惊的，不仅是父亲的工作，还有那种工作带来的羞耻。踉跄的醉汉对他们出言不逊，还有那股恶臭。但罗圈腿的小矮个龟次郎什么也没说。他拉着儿子，做着自己的工作。到了黎明，两个挑粪工洗了个热水澡，在其他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吃了早饭。

礼拜四、礼拜五和礼拜六晚上，年轻的五郎继续跟父亲清扫茅厕。最后他觉得太恶心了，甚至害怕走在意志坚定的父亲身旁。礼拜天早晨，明媚的热带阳光从钻石山后升起，龟次郎对儿子说：“这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干的活儿。你愿意跟和尚赔罪吗？”

“愿意。”

“你准备好上两所学校了吗？”

“准备好了。”

礼拜一下午，龟次郎带着五郎回到神社，站在门口。儿子对全班同学说：“我为上个礼拜三说过的话对全日本道歉。我向您道歉，先生，因为我的恶行。我对您道歉，父亲，因为我是个不孝的儿子。”

“你现在愿意回日本了吗？”和尚说。

“是的，先生。”

“那坐下，咱们要开始上课了。”这次事情之后，酒川家的孩子们再也没闹过事。

在有一件事情上，龟次郎不会假手任何人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每次带着家人步行穿过卡卡阿克时，龟次郎都十分警惕。他一直用右手抓着左腕，然后他的孩子们就都明白了。

“那个是吗？”男孩们悄悄问道。

“那个就是。”龟次郎用沙哑的、受了惊吓的语气说。酒川家的人就是这样学会了分辨贱民，也就是那些溜到夏威夷来的不可触碰之人的。酒川太太对礼子姑娘讲了一番任何姑娘都有可能遇到的最悲惨的命运：“卡卡阿克有个姑娘，名叫板垣，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贱民。她的家人只好屈辱地去另外一座岛上生活了。”

一个自尊自爱的家庭总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受贱民的干扰。龟次郎告诉孩子们：“到了你们该成亲的时候，我会找个侦探，让他来告诉我对方是贱民还是冲绳人。”在夏威夷，有两个这样的侦探，他们保存着每一个日本家庭的档案，很少有哪个贱民或冲绳人是他们不知道的。请侦探得花上一大笔钱，但他们能让新郎或新娘避免配错对的难堪，所以日本侨民都愿意付这个费用。

过了一段时间，当礼子姑娘到了必须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年龄时，她父亲就不再为贱民操心，而是转向了一件更紧迫的事情。夏威夷的豪类居民不堪忍受学校里说的那种难听的英语，联合起来要求每座岛上都必须有一所规定所有学生都说听得懂的英语的学校。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愤怒情绪，才有了所谓标准英语学校的发展。孩子们必须经过语言测试才能获得入学资格，以证明他们所说的英语没有受到本地混杂土语的污染，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班里的其他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要参加美国大陆的大学入学考试。

标准英语学校的初衷是好的，因为在其他学校里，常常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就连教师授课也常常使用本地混杂土语。然而要进入这些高级学校的选拔过程却成了岛上有史以来的一大耻辱。种植园经理们很快就放出风去：哪些老师录取了太多亚洲血统的学生，就会被看不起。于是，这些学校自然就成了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那里师资优越，经费来自于全体岛民的税收，通常只有豪类的孩子才能进入。歧视很快就形成了。面试学生的老师都有人耳提面命，哪怕某个孩子只表现出一点点口音，或者用错一个词，也会被拒之门外。甚至出现了一种十分不堪的讽刺：教师们知道自己正处于种植园主的监视之下，因而专门为日本孩子和菲律宾孩子设置了特殊的考试，那些孩子还没张嘴说，教师们就已经知道他们会犯哪些错误了。当然，总有几个亚裔医生和律师的儿子得以入学，以防止滥用税收的情形引起太大民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标准英语的学校成了另一种把亚洲人捆在种植园里的工具，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正如霍克斯沃斯・黑尔任教育委员会成员时大力促成这类学校时说的那样：“我们教育那些乡巴佬的时候，绝对不能超过他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