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1942年这个关键的年头,关于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消息开始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消息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场大规模屠杀的轮廓。面对着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如此错综复杂的动机,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这些罪犯早已料到了公众们的质疑:许多幸存者,如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结尾处回忆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非常奇怪,出于绝望,同样的想法(“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会以梦魇的形式出现在囚犯们的脑海中。几乎所有的囚犯,在他们的口述或回忆录中,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常做的一个梦。梦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回到家,带着热情和宽慰,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对方不相信,甚至不倾听他们的讲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残酷)的梦中,对方会默默转身离开。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话题。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受害者,还是迫害者,都怎样深刻地意识到集中营所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像受害者所担心的(也是纳粹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弱点。而希特勒的德国,尤其在崩溃前的几个月中,远远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物证被销毁,或者多多少少巧妙地尝试去销毁证据:在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z)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但废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纳粹的追随者们如何歪曲事实,他们都难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设为它们提出合理的用途。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在1943年春天那场著名的起义后被夷为平地。但多亏众多战士(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非凡努力,证据被保留下来——在瓦砾堆中,常常在数米之下,或被偷运出高墙之外。使其他历史学家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证据,从而了解隔离区内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受害者的人数是四百万、六百万,还是八百万——但仍以百万为单位。在纳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前,无数遇难者的尸体,被蓄意杀害的,在苦难和疾病中殉难的,可能成为大屠杀证据的,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让人难以启齿,是把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草草地堆积埋葬在巨大的万人坑中。这样的措施得以实施,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在德军侵略苏联的途中。这是一种野兽般漫不经心的临时措施。那时德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获胜,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再决定怎么办——毕竟,胜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连历史真相都可以随意书写。无论如何,可以为万人坑诡辩,可以让它们消失,也可以把黑锅扣到苏联人头上(在这方面,苏联人在卡廷惨案中证明并不比德国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好马上销毁所有证据。集中营的囚犯们被迫挖出那些可怜的遗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烧成灰烬,似乎人们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些反常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难以有其他解释)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随着囚犯被转移,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也得以篡改:麦达内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囚犯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的女犯们到什未林(Schwerin)。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Gebeimnisträger”,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恶毒地希望如《出埃及记》般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一些囚犯靠着运气和体力活了下来,成为大屠杀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