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第3/6页）

面对旧金山的一众记者，子文声称黄金市场上的异常现象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解释说，3月28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政府提出自3月30日（也即下个星期一）起提高黄金的官方价格时，曾要求与会人员必须严格保密。但在检查成交数字时，子文注意到星期五那天的黄金销售额是近几日平均销售额的两倍。发生这种事情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某个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把黄金价格将在周末急剧上涨的消息透露给了同伙，使他们能在星期五这天低价买入黄金，而在星期一高价抛出。子文也许以为他这么做是将了孔家某个人一军，而孔家当时正处于极盛时期。子文说，当时他带着疑问匆匆前去面见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相关部门快速进行了一次调查，最终发现这次事件真正的“犯罪者”是中央信托局的两个小职员，而孔祥熙和宋子良两人都是该局的董事会成员。孔祥熙掌控的交通银行和中国中央银行在事发当天的那个星期五把正常的停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迟到了晚上9点，以便购买黄金的人“随时前来购买现货”。尽管如此，从这两家银行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那两位运气不佳的职员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临死之前，其中的一个大喊他俩是“替罪羊”，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子文认为这种处决很有必要：“因为对政府在腐败方面哪怕有丝毫怀疑，都应该立即进行全面调查，该罚则罚。这样做只会强化政府的权威，增强人民的信心。”

据说这次黄金丑闻获得的利润数目很大，有新闻报道说有“450亿元”，不过这里指的是通胀时期的中国货币。该为此次黄金丑闻负责的那些没有被点名的“高官们”实际上只挣了大约两万美元。

充当“圣人”角色的孔祥熙有一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不幸的事。”他有点儿言过其实了，战争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件坏事，但那些与宋家王朝有联系的人却例外。正如西北大学的弗朗西斯·徐[2]博士发现的那样：“官位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回报，以至成了这个国家最赚钱的行业。”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汤恩伯，此人有幸参与了最耸人听闻的战争丑闻，他的经历体现了蒋介石政权最糟糕的品质。汤恩伯外号“纸老虎”，是委员长的浙江老乡，小时候是个农村的小地痞，只学过一点武术。到了上海之后，汤恩伯赢得了青帮的赏识，做了打手，后来又说服当地的一个军阀出钱送他到日本的一所军事学校上学。“二战”爆发时，他已经成了最受蒋介石宠爱的野战军指挥官之一，成了黄埔系中的一员。他做出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河南省掌管军队时，伙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一起炸毁了黄河大坝。此外他还跟他人一起，威逼农民们把仅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交“特别税”，从而导致河南在1942—1943年发生了严重饥荒，让白修德唏嘘不已。

“相对来说，他还算讨人喜欢，”白修德回忆说，“他举止优雅，性情温和，精力充沛……农民和普通市民们却把他当作他们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编了一句顺口溜以示嘲讽：‘河南二殃，黄河与汤’。”

农民们挨饿的时候，汤将军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他的地盘位于顾家兄弟在战争时期统管的上海地区的上游。顾家兄弟当时在杜月笙去重庆避难之际，受托代为掌管杜的领地。这样一来，汤恩伯就有机会在青帮下游地区购买日本的违禁消费品，然后用美国援助中国的卡车运到包括重庆在内的内地城市，到黑市上出售。从顾家兄弟那里买不到的，他就直接用美国援华物资跟日本人换。他还贩卖瑞士手表、法国香水和英国毛纺织品，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然后卖给内地的烟厂，鸦片则卖给青帮。仅这些还不够，汤恩伯还克扣军饷，不给士兵们足够的配给，把本应发放给士兵们的美国援华装备拿去卖掉。他手下军队的花名册有1/3都是徒有虚名，这样他便可以冒领空头军饷。

1944年日本人发动“一号行动”后，汤将军只身离开前线，他手下的军队在惊慌失措之余，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参谋军官们丢下士兵不管，征用了手中的800辆卡车中的600辆，把妻儿老小、金银细软等能带走的全都装上卡车，仓皇逃窜。为了弄口吃的，那些被遗弃的步兵跑到农民家里抢他们赖以生存的耕牛。盛怒之下的农民们拿起木叉奋起反击，结果把5万士兵给缴了械。

作为奖赏，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下辖14个美械师。抗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又得了一个肥差，到长江上海段一带去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任务完成后，他受命把所有的日军士兵和平民从上海港遣返回国。汤恩伯把20名日军高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发表了一番令人感动的告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