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家族事务”（第6/8页）

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悄悄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军人辞职与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署协议，跟陈纳德一起去跟日本人作战，一年后他们可以重新恢复美国空军军籍。招募人员分头去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宣传，协议的条件是每人每月750美元，另外还有差旅补贴、住房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还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战机奖励500美元的奖励机制。为了避免因没收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飞行员的护照而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国务院开始为那些即将去中国的飞行员们准备假护照。从护照的内容来看，这些“美国志愿队”队员的身份分别是旅游者、学生、销售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

以传教士身份到中国的飞行员中，有一个外号叫“老爹”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格利高里·博因顿。博因顿嗜酒成性，拳头粗壮如树干。他第一次见到陈纳德便不喜欢他，“委座”和“龙夫人”每次到美国志愿队的基地来视察时，博因顿都喜欢捉弄他俩。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希林的人，看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上画着血口大张的鲨鱼，他把自己驾驶的那架P–40也涂上了同样的图案。陈纳德非常喜欢这个创意，便让三个中队的所有飞机都照样子画上鲨鱼。

日本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昆明和重庆轰炸了一年。1941年12月20日，当他们与保卫昆明的P–40战斗机中队在空中遭遇时，日军非常吃惊。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利用这种机身沉重的战机俯冲速度极大的优势，沉重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它们仓皇逃回位于河内的空军基地。三天后，美国志愿队又在缅甸南部参加了仰光战役。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用“中岛”轰炸机和战斗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志愿队因其卓越战绩而蜚声国内外，昆明人将其称为“飞虎队”，这个名字很快流传开来。

“委座”每次看望飞虎队的消息都会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1942年年初，在昆明的一次例行视察中，“委座”和“龙夫人”在宴席上盛赞了美国志愿队。第二天上午，陈纳德陪着委员长和蒋夫人来到一架DC–2型飞机前，准备送他俩返回重庆。就在此时，博因顿率领7架保养精良的飞虎队战机咆哮着从空中俯冲下来，紧贴着那架DC–2飞机的机身飞过，吓得蒋介石和美龄俯身趴在了地上。

正是这种不拘陈规的做法使得飞虎队能够在空战中出奇制胜，但也正是这种做法使他们的使命突然中断，其背后的隐情成功地避开了公众视野。离他们招募还不到一年，一些飞行员便对其使命的神圣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怀疑。博因顿对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那种冷漠、傲慢和明显的欺诈深感震惊，他四处对人说，他可不甘心为充当美国宣传家和腐败暴君的爪牙而战死在P–40飞机上，不管死得光彩还是不光彩。

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队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飞行员们的军人身份、正常活动、正规工资和正式军装都必须恢复正常。陈纳德被重新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晋升到了新的军衔序列。为了掩护中国步兵，他那些性格粗野的手下承担了危险的低空扫射任务。同时，为了掩护那些速度缓慢的英国皇家空军“布伦海姆”轰炸机，他们还要冒着遭受日军地面炮火打击的危险进行低空侦查。飞虎队队员们哗变了。一份请愿书在队员中流传，请求他们签名支持集体辞职。如果他们算是平民的话，那么这么做就算辞职；如果他们依然算是军人，那么这么做就是哗变。美国陆军部认为他们仍然还是军人身份。34名飞行员中有28人签了字。没有签字的特克斯·希尔敦促同事们不要在这个危急时刻背叛祖国。希尔那满怀深情的请求打动了他们那落后的道德感，哗变失败了。不过，当军队后来又宣布这支部队将于1942年7月4日划归陆军航空兵管理时，队员们的怨气再次爆发。一直不喜欢陈纳德且因入伍时间早而地位比其高出一截的克莱顿·比斯尔准将下令飞虎队员们签字同意。

“如果你们不签字的话，”比斯尔咆哮道，“我将对你们执行重新征调入伍程序，如果需要的话，让你们去当列兵也有可能！”

队员们求陈纳德想想办法。陈纳德对他们说：“我很清楚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并且可能还会遇到更多，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神圣的责任。”

队员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陈纳德现在虽然佩戴着美国将军的肩章，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干的时间太长了，队员们签字与否对他影响不大。1942年7月4日，除了5名队员之外，其他人全都辞职了，这支继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义勇军之后最著名的战斗部队就此瓦解。为了掩盖此事，同时也为了利用其在媒体上的崇高声望，数以百计其他来到中国的美军飞行员也被称为“飞虎队队员”。美国现在为蒋介石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不想让其受到任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