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家族事务”（第2/8页）

1937年7月，也即陈纳德来华两个月后，日本人进攻北京，向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起挑战。既兴奋又感到愤慨的陈纳德把蒋夫人新组建的空军部队重新整合起来。日本人的进攻沿着海岸线快速蔓延到天津和上海，为了鼓舞士气，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准备不足的中国飞行员们升空作战，结果几乎无人生还。

在苏联空军（其中一些飞行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支援下，日军的攻势得到了遏制。在中国飞行员得到正规的培训之前，蒋夫人希望陈纳德再多雇一些西方雇佣兵，此时美国一个名叫威廉·波利的企业家正准备向中国出售24架“伏尔提V-11”型远程轰炸机，陈纳德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他知道能招到的人都是些冒险家，不太适合这份工作。不过也有几个人例外，其中包括一直在帮助西班牙人作战的得克萨斯人吉姆·艾里逊，给美龄开过专机的科尼利厄斯·伯穆德，以及艺高人胆大的战斗机飞行员乔治·韦格尔。然而，陈纳德无可奈何地指出，其他的那几个人“几乎完全是依靠烈酒过日子”。

他雇来的那些雇佣兵天天在汉口的酒吧里喝酒吹牛，没多久日本人就把他们想知道的情况全都掌握了：这个国际航空中队有多少人，多少架伏尔提战机，以及他们第二天空袭济南的计划等等。当天晚上，日军的轰炸机便赶过来炸毁了所有新购来的伏尔提战机，陈纳德的计划泡汤了。不过，由于他几乎已经没有战机可飞了，中国人便开始根据他设置的“警报”系统做出反应。一旦有敌机入侵，中国的平民就会通过电话、电报和无线电等快速发出警报，在总部待命的陈纳德就有时间把自己手下的那些飞行员归拢到一起。只要苏联人继续支持，他就能把局面撑下去，但莫斯科的精力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了欧洲战场，现在能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人了。

聘请雇佣军只是一个方面，蒋介石想要的远不止这些。1939年夏天，委员长直接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信提出请求，他在信中写道：“中国急需美国政府和财团及时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援。日本人正企图破坏我们的货币和经济体制，如美国在这个关口若能给予援助，对我们的抗战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美龄所写的很多文章也清楚地向美国读者表明，目前这种局面既不能怪蒋介石，也不能怪中国人，而是因为西方人正在抛弃中国。

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供应，以便能够继续抗争下去。如果民主国家不能为了这个目标为我们提供足够的供应，那么他们迟早会后悔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打败中国……如果有人考虑一下这些民主国家如何就这样看着中国饱受蹂躏，一定会怀疑这些国家精神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端纳也不断敲打美国人的良知，他把大发战争财看作美国最大的罪恶：

日本人正全力诱使金融家们支持他们侵略中国，为此，他们许下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如果美国各大财团聪明点儿的话，他们就会认真地通盘考虑一下，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快速致富”。相反，援助中国则可以为外资打开一片宽阔的天地，一个巨大的利益市场……如果民主国家拒绝给中国任何帮助，反而帮助或给予日本人任何形式的支持，那么他们将会犯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

1939年6月26日，《时代周刊》发表文章指出，欧洲各国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他们那虚弱的臂膀……无力承担白种人在亚洲的责任”。《生活》杂志也插话说：

全世界的人都在拭目以待，看中国政府和委员长……在精神和物质上能不能坚持下去，继续跟日本人作战。能有勇气投入到这种“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中的人并不多见。蒋介石现在面临的境遇比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遇到的情况还要糟糕。迄今为止，蒋介石早已显露出自己超人的勇气和决心。两年前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时，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不怕死的人。他是个监理会的基督徒，一直用《圣经》中记录的那些苦难的事例来安慰自己。

其实，蒋介石跟乔治·华盛顿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两人都装着假牙。但在这场虔诚的战争中，他被刻画成一位英勇的基督教斗士，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同共产党和日本人作战。美国人不可能拒绝帮助处于弱势的基督徒的一方，特别是这样一位“视死如归”、在西安被扣押期间仍公然藐视“共党分子”的基督徒。委员长正在从事一场“正义”的战争，并且他需要帮助。卢斯暗示道，现在该是美国出兵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