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第3/8页）

华北是中国鸦片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该地之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问题是双重的：蒋介石失去了在这一地区从事鸦片交易所带来的收入，而日本人则利用这片征服地上出产的生鸦片从事国际鸦片贸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蒋介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规定中国人吸食经过提纯的吗啡和海洛因是非法行为，然后又跟日本人签署协议，从他们手里购买鸦片。尽管这事听起来有点儿不合逻辑，但蒋介石宁愿在华北地区出一个基本价从日本人手里购买鸦片，也不愿意放弃他可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的全部收入。否则，即便他不买，日本人也会向国统区走私鸦片。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鸦片逐渐让位给劲头更大的吗啡和海洛因。这种演变是一步步发生的。19世纪末，吗啡被西方传教士广泛使用，用来治疗中国人的鸦片瘾，因此这种毒品在中国被称为“耶稣烟”。187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们从鸦片中提炼出了海洛因。1898年，拜耳公司将其作为一种专利药品发行，主要用来治疗吗啡瘾。中国人最初吸食鸦片上瘾，然后改用吗啡，最后又开始吸海洛因。截至1924年，中国每年从日本人手里购买的海洛因数量之多，足可以供4亿中国人每人吸食4次。而就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在刚宣布禁酒令不久，又宣布禁止把海洛因当作专利药品销售。美国那些从事非法制造、走私酒水的犯罪集团成员立即转而从事海洛因贸易。欧洲的犯罪团伙从波斯和所谓的“金新月”地区[1]获得鸦片，而美国犯罪集团则觉得从中国购买鸦片既方便又便宜。

1931年，国际联盟为海洛因生产设定了国际配额，以使其产量减少至仅够医疗之用。在同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江对岸的老家浦东高桥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杜氏祠堂落成庆典，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些戏班子和杂技团进行现场表演，烟花爆竹接连放了好几个小时。约有8万人前来道贺，杜月笙亲自出面邀请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多达数千位。杜月笙向他们赠送了价值50多万元的礼品，他们也给予其同样奢华的贺礼，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一些人还亲自挥毫泼墨，用书法条幅盛赞他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整个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待到所有宾客离开之后，杜月笙新建的宗祠摇身一变，成了他名下规模最大的制造吗啡和海洛因的秘密工厂。

由于杜月笙的存在，人们才“有幸”能够持续不断地买到全世界最纯正的海洛因。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都能看到人们买一粒相对纯正的海洛因药丸，然后直接咽下去，或者用烟斗吸食一种粉红色的海洛因片，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而在美国，人们需要把海洛因直接注射到静脉里，因为毒贩子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海洛因在流通到吸毒者手中前，已经被稀释得几乎没有药力，用其他方法产生不了效果。杜月笙用海洛因片来治疗他的鸦片瘾和吗啡瘾，他为此还经常夸耀，而他却因此终生染上了海洛因瘾。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名人录》热情洋溢地盛赞杜月笙阁下：

他（杜月笙）是上海法租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知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上海中汇银行、东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总商会监委会委员，杭州华丰造纸厂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江浙银行、大华大学、中国棉纺品交易所、中国招商局等单位董事，宁波仁济医院董事长。

上面所列的就是他的一系列荣誉和头衔。这些都是在蒋介石接管国民党并当上了委员长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起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把杜月笙、黄金荣和坐“青帮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都聘请为“名誉顾问”，并授予他们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军衔。

杜月笙跟法租界当局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可谓直截了当。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法国，由于上海法租界受河内殖民当局而不是巴黎的管辖，于是在上海、河内、西贡和由势力强大的科西嘉联盟控制的马赛之间形成了一个阴谋网络。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巴黎的政客们与科西嘉联盟的黑帮分子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杜月笙游走于这些人之间，从中渔利。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督察艾蒂安·菲奥里和总领事克什兰对黄金荣和杜月笙可谓感恩至深。菲奥里是科西嘉人，同时也是科西嘉联盟中从事中国毒品交易的关键人物。为了阻止法国众议院为对上海的丑恶交易展开调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杜月笙不停地往巴黎法国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大把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