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3/12页）

在北京，在登上前往南京送葬的列车之前，她谁都没有见。她避开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支持蒋介石。南京的天气炎热而又潮湿，冗长的下葬仪式让她备受煎熬，攀登紫金山更是苦不堪言。最后，她丈夫的灵柩终于摆放妥当。她随后便去了上海，回到位于莫里哀路上的家中。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沉默。随后，在8月1日，即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她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谴责。在上海，这么做实属大胆之举。她的这份声明是以致“柏林反帝联盟电报”的形式发表的。

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虽然她的用词夹杂着一些让人看了脸红的陈词老调，内容却相当尖锐，可谓一针见血。估计杜月笙看了之后，肯定会用比委员长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她。在声明发表后的那几天里，也许是孙夫人最临近死期的日子。

她的电文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结果发传单的那个人被逮捕了。还有人抱着一大摞传单从位于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的屋顶上扔下来。一位朋友问孙夫人在这通发泄之后的感受，她回答说：“自从发了那份电报，我的内心舒服多了……至于我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已经无关紧要了。”她的住所受到监视，前来探访她的人也被跟踪，有谣言称她家里在夜晚发出的“咔哒”声实际上是“在向莫斯科发送密电”。庆龄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内心里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她对朋友们说道，“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借着探访的名义，一位曾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给蒋介石助过力的人就传单的问题前来指责庆龄。为了表明这只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访问，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带去了。

这个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阵营的狂热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给孙文担任过多年的秘书，很早就跟庆龄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同时也是青帮力量的大本营。他研究过几天马克思主义，还为《资本论》写过一篇中文简介。他曾鼓励朋友们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差点儿加入，不过因为在孙文身边工作太忙，他最后放弃了。

1922年，在去四川执行任务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事情发生在汉口，好像是因为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冲突，他的头部受了外伤。当时他企图投江自杀，被救上来之后，转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个支派去寻求内心的平静。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后，开始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杜月笙和张静江都将其视为心腹，并让他相信，救赎之道就在于发动右翼政变，并让蒋介石担任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因为蒋介石这个人“靠得住”。

后来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对共产党了，并且还在孙文的广州联合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成了同事。戴蒋两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着黄埔军校，对学员们进行精挑细选，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联盟越来越感到焦虑，于是戴季陶便出面组织了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内那些坚定的右派团结到一起，共同支持蒋介石，并把这些人一个不漏地塞进了杜月笙的口袋里。

蒋介石掌权之后，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院长，掌握了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对一个中国的托尔克马达[3]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实权位子。8月10日，戴季陶来到莫里哀路庆龄的家中后，进行了如下的谈话。下面是从孙夫人笔记中摘录的部分谈话原文：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都来劝勉共襄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嗫喏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我发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