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帮阴谋（第3/11页）

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言归于好，重新开始合作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美国记者乔治·索克思当时在广州，后来又到了国民党政府中为宋子文工作，他认为是蒋介石逼迫苏联人做出选择的：莫斯科必须支持他以及他领导的北伐战争，不然的话就结束中苏联盟，所有在华的苏联人必须离开。这种说法幼稚得让人难以信服。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托洛茨基的失败便意味着斯大林的上台。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费希尔则持另一种观点：“蒋介石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不是有勇有谋。很显然，他是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他明确地向鲍罗廷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其实，“双方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就血战一场，搞得两败俱伤，让广州的其他军阀从中获益，不如把这个问题留待北伐军拿下长江流域之后再来解决”。现在的局面对青帮很有利，青帮可以借机布下一个更大的圈套。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鲍罗廷尽力对蒋介石进行安抚，同意撤走他不喜欢的那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来说，这一切全都让人难以理解。后来，一位苏联顾问解释道：

我们觉得蒋介石性格古怪，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荣誉和权力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自己不但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支持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毫无疑问，他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完全根据个人意志行事，从不想依靠群众。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获得荣耀，他有时候也会想到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

后来，托洛茨基更为简明扼要地总结说：“在变成刽子手的过程中，蒋介石希望能用世界共产主义来作为掩护，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蒋介石正在计划将共产党引入青帮设下的圈套，因此在收网之前，什么事情他都愿意谈。

蒋介石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悔过之意，也没有暂缓实行未来计划的意思，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就是他又按照中国的传统，派了一名媒人——张静江去向寡居的宋庆龄求婚。庆龄对蒋介石曾请求她的丈夫孙文向她的妹妹美龄求婚的事仍记忆犹新。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急切地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圣人”孙文以及宋氏家族的威望和财力联合起来，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庆龄回顾了蒋介石向她求婚的事。斯诺简洁地做了如下记录：“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蒋介石托一位媒人向她求婚。庆龄认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爱，因此没有答应。”

1926年夏，北伐开始了，目标是广州东北600英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北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左”派率领，向西北方向的武汉出击。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他的心腹黄埔军朝东北方向的南昌和上海进发。

苏联战术大家加伦将军跟西北军在一起，由苏联飞行员事先侦查敌军的方位。行军路上，共产党干部们不断发动农村和城镇里的农民和工人。由农民组成的卧底联手共产党人从内部瓦解了各个地方军阀的抵抗和北方军阀们的前方哨所，铁路和邮电工人们则中断了通信线路。共产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充分利用了群众对军阀和地主们的痛恨情绪。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问题做出了名垂千古的不朽回答：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他的革命就有点类似于“请客吃饭”。共产党人为他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他率领的军队却一路上无所作为。蒋介石率领的东北一路似乎铁了心要毫发无伤地抵达上海，一路上养精蓄锐，步伐缓慢，极力避免与敌军发生正面接触。蒋介石限制与他们同行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并禁止农民和工人们对沿途的地主乡绅进行打击。西北路军一连串的胜利引起的恐慌和兴奋已经给人们产生了这种印象：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方推进。外国观察家们错误地把与西北路军毫无关系的蒋介石率领的军队说成是此次北伐中唯一“负责人”和“可靠”的部队，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都归咎于“左”派领导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