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8/10页）

镇上的图书管理员路易丝·莫里斯发现，这两个中国姑娘都酷爱读书。“严肃点儿的”庆龄喜欢看小说和其他“远超她这个年龄的姑娘趣味”的书籍。美龄则更喜欢看“彼得兔”之类的儿童书。

美龄经常想家，一想家了她就会跑到住在学校里的玛格丽特·巴尔内斯老师那里去：

她晚上经常到我房间里来，跟我聊她的家人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两个姑娘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国发式，恳求我教她们像美国人那样梳头发。后来，她俩买了一些红丝带，每天早上，美龄都会在自己乌黑的头发上扎两个蝴蝶结。

在萨米特愉快地度过一年后，庆龄就到了可以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年龄了。1908年夏天，她和美龄还有朋友们一起到佐治亚州的山顶城市德莫雷斯特去玩。皮德蒙特学校就位于此地。该校由一位监理会巡回牧师于1897年创建。这位牧师的具体情况无人知晓，后人只知道人们称他“斯宾塞修士”。秋天来临之际，庆龄该回梅肯继续秋季学期的课程了。她把美龄留在了德莫雷特，跟小伙伴们一起到当地的一所学校上学。

多年以后，美龄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

我那时候还小，才11岁，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我喜欢那个村子，又和村里的几个小姑娘玩得很不错，姐姐（庆龄）便决定把我留在了莫斯太太（我大姐大学同学的母亲）家里。

我在皮德蒙特上了八年级，在那里的9个月我过得非常开心。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的许多同学实际上都是大姑娘和小伙子。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山区，为了攒够到皮德蒙特上学的学费，很多人都在小学教过几年书。他们都对我怀有极大的兴趣。而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则开始关注那些为了谋生，或是为了获取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想，在少女时期与这些人接触的这种经历，对我日后关心那些贫苦出身的人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没在皮德蒙特上学，我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人。这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是他们及像他们一样的人组成了民族的脊梁。

到皮德蒙特之后，我才学会了如何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句子。由于刚到美国两年，我对英语还只是略知皮毛，在语言表达上经常闹笑话，这让我的语法老师一度很头痛。为了让我改正错误，她开始尝试教我语法分析。她的努力一定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我写的英语很棒……村民们都习惯把我当成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管它古怪不古怪，我却是真的喜欢亨特先生杂货店里卖的那种5美分一块儿的橡皮糖，我的小伙伴们都很爱吃。我还记得，亨特先生的玻璃橱柜里摆着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谁要是能拿5美分去请大家吃一次，我们就觉得是一次丰盛的款待了。那时候，我们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苍蝇和细菌的危害，即便是那些与满是斑点的粘蝇纸摆在一起的零食，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喜欢。我现在不也活得好好地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嘛。

有一件正义的慈善之举曾让我激动万分，那种感觉此生再未有过。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弗洛伦丝、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阿迪顿和我都认为，圣诞季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别人感到幸福快乐。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善念付诸行动，于是我们每人出25美分，共凑成一美元，准备去买些土豆、牛奶、汉堡牛排、苹果和橘子送给铁路对面的那户穷苦人家。我们尽量低调，谁都没把这件善事告诉别人。不过，由于我们都很兴奋，连坐在杂货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我们在谈论该买哪种食品才最合适。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生理学，我还记得我当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多买点糖，这样的话，糖里面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让瘦弱的孩子们暖和些，也可以给他们的母亲提供足够的能量。而另一个出了份子钱的女孩却坚持认为土豆是最能充饥、最能产生热量的食物。亨特先生好奇地听着我们的谈话，看到我们争得激烈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给了我们一些，才平息了这场争吵……当我们抱着盛满食物的包裹吃力地穿过高架桥时，那感觉就好像圣女贞德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一样。我们来到那栋摇摇欲坠的棚屋前，看到那位衣衫褴褛的母亲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她的孩子紧抓着她的双手，从母亲的裙子后面偷偷看着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谁都说不出话来。我们放下包裹，撒腿就跑，一直跑到觉得敢说话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才壮着胆子大喊了一声“圣诞快乐”，然后加快脚步快速跑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