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革命前的设计（第10/27页）

虽然政治考虑是主要动机，但是当时通过对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古代典籍的研究，加深了对罗马以前的风格的认识和研究，确实成为当时的设计活动的新的灵感源泉。自从18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期间，欧洲在世界考古上有很大的进步，考古学家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探索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到考察美索不达米亚的灿烂过去，从戈壁滩到帕米尔高原，从安第斯山的南美洲印第安文化遗迹到记录了欧洲史前文明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壁画，到处都留下了这些考古者的踪迹。欧洲政府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通过专项资金来资助这些考古和探险活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们对于古代文明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仅仅就建筑而言，人们所了解的不仅仅是书本上记录的建筑，而且能够通过考古发掘看到真实的古典的 建筑形式。对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发掘，把罗马的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园林设计和环境艺术完整地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加上大量的古代典籍被发现和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古典文明的了解和认识。不少欧洲学者根据这些成果深入研究、撰写著作。他们对于古希腊、托斯坎尼文明的研究，以及随即对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揭示了西方古典文明的真正根源，给当时的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而深入的基础。在当时掀起的对古典建筑系统化研究的热潮中，意大利建筑家吉奥瓦尼·B.比拉涅西（Gl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的成就尤其卓著，他的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建筑界来说，完全是开创性的。

长期以来，受文艺复兴思想体系的影响，罗马风格一直被认为是古典建筑之源，是古典主义的集中体现。而18、19世纪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所谓建筑之源的罗马风格，其实并不是源，而只是流，真正严肃的、理性的建筑是更加早期的古希腊风格建筑，甚至是托斯坎尼风格建筑。人们开始对希腊文明、托斯坎尼文明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出一个高度理性化、理想化的时代。希腊的哲学、美学、科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如此绚丽多彩，而它的建筑也如此之成熟——其民主特征通过建筑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正因如此，罗马人才在征服希腊的过程中完全照搬了希腊建筑体系和其他所有的文化内容，并逐步形成罗马文化。而罗马文化，则伴随着罗马的征服战争，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希腊和更早时期的托斯坎尼文化被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先进建筑家们视为最高经典，欧洲也自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称为“新希腊主义”的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的热潮。

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希腊、托斯坎尼风格，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其政治立场的最好诠注，因此很多西方国家在19世纪的公共建筑设计上都采用了这些风格特征。美国总统办公和居住的白宫（White House），就是希腊风格和托斯坎尼风格的混合形式。美国的创立者们殷切希望通过这栋建筑，向世界阐述自己的新国家所包含的政治内容。

古希腊的建筑遗址，向后人展示了绚丽的古代文明。

勒杜瓦设计的贝桑松剧院（Théâtre de Besançon, 1784）。

新希腊主义风格在整个欧洲也有相当水平的发展，其中法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区。法国有两位建筑家、设计师，一位是埃廷涅－路易斯·波勒（É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另外一位是克劳德·尼可拉斯·勒杜瓦（Claude Nicolas Ledoux, 1736—1806），采用古典的简单几何形式来设计建筑、公共设施，是试图采用古代传统开辟新的可能性的先驱。后者设计的化工工厂建筑（1755—1779）和巴黎附近的公路收费站（1785—1791）采用的就是托斯坎尼风格。在德国首都柏林，卡尔·戈特哈德·朗汉（Carl Gotthard Langhans, 1732—1808）设计了新希腊风格的勃兰登堡城门（The Brandenburg Gate, 1788—1791），这座城门成为欧洲19世纪兴建的大量纪念性城门的第一座，振兴了德国的古希腊风格。与此同时，德国建筑家佛里德里克·基利（Friedrich Gilly, 1772—1800）为佛雷德里克大帝设计了佛雷德里克大帝纪念碑（The Momument to Frederick II）和普鲁士国家歌剧院，采用的也主要是非罗马式的古典风格，特别是希腊和托斯坎尼风格。这些建筑内的家具、室内设计、灯具、窗帘也都是采用这些风格，设计上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