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9页）

现代设计史论的范围很广泛，主要包括了现代建筑史论、工业产品设计史论、平面设计史论、时装设计史论、广告设计史论等等。而在每一个范畴中，又有派生的分支，比如在建筑理论中，又有室内设计、环境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等的理论分科，体系庞大。设计理论界也基本是按照这些门类分别进行研究的，史论的阐述也基本是分门别类而进行的。

在多年设计史论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我比较特别地关注各门类设计活动之间的交叉关系，以及设计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横向关系。设计运动的迭起、设计探索的推进，其实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分不开，横向研究设计史论，往往能够达到纵向研究、分科研究所无法达到的认识高度。何况，许多设计活动本身就是互相交叉发展的，包豪斯既是建筑的，又是产品设计和平面设计的探索中心，它还包含实验摄影、电影的探索在内，如果硬性把包豪斯分解为建筑现代主义教育、工业产品设计教育、平面设计教育几个范畴，离开历史背景和运动背景来讨论，恐怕难以反映它的真实面貌。

对于现代设计的历史研究，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设计史论家基本参照现代建筑史家的方法，把现代建筑和人类历史进步中的现代化（modernity）等同起来看待。在他们看来，现代建筑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更多地强调了类似社会进化史的线性发展观：建筑的发展是进步的过程，后来的建筑比以前的建筑更好，建筑运动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建筑运动也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在现代建筑面前，历史建筑毫无意义，不破不立……

这派线性历史观的设计理论家中，较早明确提出历史阶段性发展、设计的进步历史观的是尼古拉斯·佩夫斯奈（Nikolaus Pevsner, 1902—1983）。他的重要著作是《现代建筑的先驱》（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 Faber&Faber, 1936，目前国内已有中文译本，在美国普遍看到的是1990年出版的新修订版），这本书把现代设计史的论述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和英国的“工艺美术”（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1860—1910）运动，具体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历经了“新艺术”（Art Nouveau, 1890—1910）、现代主义的演进。他的这种时间划分方式，特别是更替形式的论述，对后来的建筑史、设计史的论述有很大的影响，后面多位理论家都采用了这种理论阐述的模式。记得我较早读到的一本设计史是日本设计家胜见胜（日文假名读音：かつみまさる，Katsumi Masaru, 1909—1983）著的《设计运动一百年》，而稍微晚一点读的西格佛列德·吉迪翁（Sigried Giedion, 1888—1968）的《空间、时间和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也是遵循这个线性模式的。胜见胜和吉迪翁都在书中提到了佩夫斯奈的观点。因此，如果说佩夫斯奈最早奠定了建筑史、设计史中的线性发展模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产品设计史因为先例不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甚至在绝大部分的艺术学院里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课程，缺乏教材，所以不像建筑史那样有许多前面影响的框框，我自己是国内较早撰写现代产品设计史的人，如果从时间上看，我在1982年写完《世界工业设计史略》草稿的时候，国内尚未见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估计我应该算最早的一个。这种状况造成了我自己在研究中受到外国作者的设计史框架的影响较多，这种影响就体现在我后来的著作中了。其中胜见胜、佩夫斯奈、潘尼·斯巴克、维克多·帕帕纳克等的影响就特别突出。

从1949年解放开始，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中国大陆地区对西方的现代艺术、设计全面封禁，不仅对于欧美、日本的设计历史和发展现状一无所知，就连地理距离很近的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的设计我们也无从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对外联系开始有所松动，当时内地驻港机构安排香港一批设计家在1978年第一次到广州访问。这个团虽然人数不多，接待规格也不高，但对广州设计界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访问了广州美术学院，举办了讲座，第一次谈到了现代设计——虽然主要是有关平面设计方面的议题，并且第一次给大家放了一批现代设计作品的幻灯片。可以想象的出，对于当时从不知道现代设计在外面世界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变化的广州美术学院师生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冲击。这个设计师代表团里面有香港现代设计的奠基人、奥地利裔的美国设计师石汉瑞（Henry Steiner, 1934— ）和靳埭强等人。他们带了几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出版的设计参考书送给广州美术学院当时的工艺美术系。这批书里面有王无邪等人编写的关于设计基础的“构成”类著作，还有几本关于设计史的小书，台湾学者王建柱（1931—1993）依据日文版翻译的《设计运动一百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我于1982年秋天在广州美术学院成立“工业设计研究室”的时候，高永坚院长将这些书交给了我，这些便成为我手头拥有的最早“家当”了。2003年靳埭强先生担任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我担任副院长，曾经与靳先生核对过赠送这批珍贵参考书的时间和书的种类，基本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