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乌克兰（第3/8页）

处于乌克兰权力顶峰的人物中，只有乌共第一书记古连科能从政变中获益，当他见过克拉夫丘克和瓦伦尼科夫之后，回到了共产党总部，他发现莫斯科方面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乌共委员支持政变。他召集主要的乌共官员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事态发展的情况和行动计划：乌共将根据莫斯科方面的电报，起草一份特别备忘录分发给各地的乌共委员会，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支持政变。

依据古连科命令所起草的备忘录比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长得多，说明乌共对此很是激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认为支持紧急委员会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指示并且命令乌共党员禁止参加任何集会和示威活动，同时强调维护苏联的统一是乌共最重要的任务。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则被乌共领导人描述成“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态度和乌克兰共产党的原则立场都保持一致”。[8]

与此同时，克拉夫丘克开始平衡各方利益，他试图取悦每个人，同时紧握自己已经拥有的权力。他在8月19日傍晚时分，通过乌克兰广播和电视发表了讲话。瓦伦尼科夫已经就讲话内容提出了建议，但是乌克兰领导人自有他的主张。克拉夫丘克拒绝表示支持或是谴责政变。他号召大家耐心等待，保持镇静，假以时日才能判断局势。他对听众和观众说道：“最终，人民选举产生的集体组织将主导一切，但是，毋庸置疑，对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而言，一切行为，包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都将依法行事。”他宣称乌克兰不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份发自基辅的美国外交文件写道：“克拉夫丘克敦促乌克兰人展示自己的智慧、克制和勇气，重要的是不要和莫斯科对抗，因为这样一来，局势可能更糟。”[9]

克拉夫丘克在接受苏联电视新闻节目《时间》的简要采访时，试图采用同样的策略，可是不甚成功。他的一番言论——“要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要来的，可能不是这种形式罢了”，让苏联听众着实吃了一惊。他辩称，在当前的局势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个共和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处理好急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克拉夫丘克认为考虑到乌克兰悲惨的历史，此次政变是可悲的，因为它加剧了人们对于重回集权时代的担忧。尽管克拉夫丘克给出了一些警告，但他在访谈结束时表明要保持经济运行的节奏，因此他的谈话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最好的情况是他两面讨巧，最糟的情况是支持政变。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利钦在节目中公开表示抵抗政变，摩尔多瓦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则宣布他的国家会继续迈向独立。相较之下，克拉夫丘克的权衡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对政变的间接支持。[10]

苏联政变不仅让乌克兰政府官员吃惊不小，也让乌克兰“国家民主主义者”深感震惊，这些自由反对派在数周前老布什访问乌克兰时，高举“乌克兰独立”的口号。距离8月1日布什在议会上发表演讲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代表们分布在乌克兰各地，他们要么在选区工作，要么在休假。曾长期被监禁于古拉格集中营的维亚切斯拉夫·车诺维尔现在是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地区政府的领导，在政变发生的前几天，他正待在拥有90万人口的乌克兰南部工业城市扎波罗热市。

一个月前议会宣布开始总统选举，车诺维尔是主要的民主派候选人，而扎波罗热市似乎是开启总统竞选的理想之地。1991年夏，扎波罗热市正举办乌克兰“第二届红芸香歌唱节”，在这届歌唱节上，歌曲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表现形式综合了传统民歌、配以摇滚和地下音乐文化。音乐节的压轴节目于8月18日在当地的足球体育场上演，正是在这天晚上，政变者出乎意料地前往附近的克里米亚，看望了戈尔巴乔夫。歌唱节变成了一场盛宴，那是赞颂乌克兰文化以及展现一度被压抑的、如今刚刚崭露头角的音乐新潮流的盛宴，然而，当地共产主义政府却无暇顾及此事。第二天上午，车诺维尔和其他多位民族民主派领导人按计划将离开扎波罗热市。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离开扎波罗热市变成了一种煎熬，因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惊闻政变的消息，于是纷纷涌向机场、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他们要尽快赶回基辅。[11]

8月19日上午，也就是政变发生的第一天，和车诺维尔住在同一家酒店的一位记者叩响了他的房门，告诉他莫斯科发生了政变。对于车诺维尔而言，他在苏联度过了15年的监狱和流放生涯，所以能从记者而不是克格勃的官员那里得知政变的消息，他应感到释然了。“如果我能在这里睡觉，做着梦，而不是待在监狱里，说明暴动不算太严重。”车诺维尔对喊醒他的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