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反抗（第3/7页）

他继续强调，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他承诺就新联盟协议尽可能组织最广泛的讨论。亚纳耶夫发言结束后，记者可以向他本人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提问。那天下午，委员会已经下令查封所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莫斯科报纸。这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完全被他们掌控的媒体，去传递他们希望公众看到的政变实施者的形象。大厅里架了多台摄像机。政变策划者的心思很简单：新闻发布会将由自己人操办，即使有外国记者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也会被忠诚记者所提出的“正确”问题抵消。

发布会最初进展顺利。那些“可靠”的记者提出了设计好的问题，帮助亚纳耶夫证明他们采取的特别行动和反对叶利钦开展活动是正确的。一位《真理报》记者说，叶利钦号召的大罢工“将导致最大的悲剧”。接下来一位外国记者的问题拉开了具有杀伤力的炮轰式提问的序幕。外国记者可不管那些条条框框，他们不断地向亚纳耶夫提出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的问题，还指出这次政变是违法的。

但是最沉重的一击是来自本地记者的提问，一位来自被政变者查封的《独立报》的年轻记者塔蒂亚娜·玛基娜，没有收到邀请，却悄悄潜入了会场。当毫无察觉的新闻秘书喊到她时，她的胆大妄为震惊了全场：“你能不能说说，你是否承认昨晚你们发动了政变？你更愿意把它比作1917年还是1964年？”这话指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赫鲁晓夫的免职。

亚纳耶夫巧妙地回避了问题，他说这两个先例都不适用于这种特殊情况。然而，一位外国记者随后的提问同样尖锐，记者问这些政变者是否和1973年智利政变的领导人皮诺切特将军（1973年至1990年为智利军事独裁首脑。）商量过。与会者哄堂大笑，鼓掌喝彩。新闻秘书要求会场恢复秩序。为了进一步回答提问，反击对于委员会行动违反宪法的种种指责，亚纳耶夫承诺苏联议会将于8月26日召开会议。他还特地向与会者担保，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的，他正急切期盼着戈尔巴乔夫身体康复后的回归。就在记者会召开前，亚纳耶夫接到消息，戈尔巴乔夫要求恢复他在福罗斯住所的通讯，并且提供飞机将他载回莫斯科。这一要求被拒绝了。然而，警卫重新接通了他的电视电缆，这样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家人才能观看到记者会。[5]

对于政变者而言，记者会算是失败了。一个疲惫的政府官员，头发灰白，面色不佳，为了遮住秃顶而剪了奇怪的发型，声音发颤，淌着鼻涕，一双不安的手不知该搁在哪里，这一切都通过电视转播传到了全国。亚纳耶夫在国内名望不高，那些认识他的人把他视为平庸之辈，这一切证实了人们最糟糕的预期。记者会已向全国人民显示了，政变当局不仅受到争议，甚至还很滑稽。

事实上，这些政变策划者并没有完全掌控苏联电视台。就在那天深夜，官方的新闻节目《时间》不仅播出了紧急委员会宣读声明和新闻发布会的召开，还播出了通往白宫路上的情况——叶利钦的支持者正在那里设置路障。现在，莫斯科市的每个人不仅知道可以抵抗，还知道上哪儿去参加抵抗。

记者会反映了委员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缺少能服众的领导人。政变的策划者是克留奇科夫，但是形式上的权威属于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知道如何保住自己在苏联金字塔顶端的位置：回避责任。已经加入了紧急委员会的总理巴甫洛夫要求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政敌和罢工人员，自己却喝酒喝到高血压病发，把医院当成了最安全的避难所。自从亚佐夫元帅和内务部长普戈的属下被派往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共和国镇压独立运动以来，两位领导人就争吵不休，他们都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亚佐夫元帅的妻子艾玛在记者会召开时，赶往国防部见她的丈夫，她恳求自己的丈夫辞去委员会职务并致电戈尔巴乔夫。亚佐夫对她说：“艾玛，你要明白我孤立无援。”当他收看新闻发布会的转播时，绝望地摇了摇头。艾玛叫着丈夫的昵称：“迪马，你到底支持谁呢？你过去经常嘲笑他们！”[6]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政变者都聚集到了亚纳耶夫的办公室，他们数小时前的欢欣鼓舞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他们明白了叶利钦才对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危险，必须要对付他。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就采取行动。

亚纳耶夫和其他人在8月20日一大早就浏览克格勃备忘录，上面记载了他们前一天犯下的种种错误。克格勃专家写道，委员会未能执行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未能锁定和孤立反对派领导人，切断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以及夺取反对派的媒体资源。更糟糕的消息是：随着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米亚的牢笼中好端端活着的谣言在政界人士中四散传播，苏联议会赞成委员会行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天早上，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命令他们的手下准备进攻白宫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