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上的不速之客（第3/10页）

如果说政治局失去一个最激进的声音，那么苏联新兴的民主运动却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位领导者——叶利钦。整个国家的形势正朝着对叶利钦有利的方向转变。戈尔巴乔夫因为担心苏共机关的权力会干涉他的改革政策，使他不能完全掌控改革，所以他开始巧妙地操纵策划，使这些组织渐渐失去权力。

1989年，就是叶利钦被逐出政治局后的第一年，戈尔巴乔夫允许苏共以外的组织进行政治活动，结束了苏共在政治领域长达60多年的垄断。新的选举机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竞争性选举，苏共书记被告知他们要想拥有权力，包括他们担任党内职务和地方苏维埃政府或议会的领导，都必须通过选举。实权从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转到了地方苏维埃委员会和共和国议会手上。

共产党的书记虽然抱怨，但没有造反。他们都有机会参与改革，他们中的机敏分子，成功地运用党的机器及其广泛的影响力，帮助自己在日渐有权势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选举中获胜。地方政府的改革由高层指引，受高层支持。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苏联宪法中授予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特殊地位的条款给删除了。大会还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创造出的职位——苏联总统，同时，他仍然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戈尔巴乔夫随即就把他的顾问和苏共重要角色从党的机构调任至新选举出的总统制政府中。

在这场由戈尔巴乔夫掀起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中，没有人比叶利钦收益更多，现在，他已经是戈尔巴乔夫的头号政敌了。1989年春，当苏联举行第一次半自由的选举时，叶利钦开辟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职业生涯的道路，在他之前任何心存不满的政治家都无法企及。他精力充沛，活力过人，一下就抓住了机遇。在呈阅给布什总统为莫斯科峰会而准备的简报中这样描述叶利钦：“他的反政府情绪迎合了普通大众，他呼吁加速改革，又赢得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说，叶利钦不善于驾驭政府机器的话，他却非常善于操纵大众。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失败了，政治却日益公开时，无数老百姓愿意倾听叶利钦的声音。[7]

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斯大林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承想却加速了改革的覆灭。经济改革的失败加剧了商品短缺，也使人们更有理由批评党的新旧政策，在和反对派的竞争中，苏共正在失去优势。1989年5月至6月召开了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反对派通过这次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了起来。波罗的海国家的改革者力争更大的自治权，最终希望获得国家独立，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热衷改革的人民代表同他们联合了起来。这个联盟的矛头直指苏共机关。

叶利钦毫无悬念地成为俄罗斯反对苏联政体的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的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戈尔巴乔夫无休止的演说，因为这些演讲结不出看得见的果实。在复兴俄罗斯的民族大旗下，叶利钦凭借出色的政治天赋和才能聚拢了改革中的自由派和俄罗斯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留下了空空的货架和不满的人群，这两者都促成了叶利钦的超高人气。1989年3月，莫斯科民众违背了克里姆林宫的意愿，选举叶利钦为人大代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他的家乡人又把他送进了俄联邦议会，叶利钦在战胜了两位克里姆林宫推举的候选人后，被选举为议长，他随即退出了苏共。

在1990年7月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大代表的面，叶利钦以最公开的方式切断了他和苏共的一切关系。在叶利钦为政党起的新名称——“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拒绝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产党前大佬发表了公开演说，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叶利钦认为苏联有必要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并且公开宣布，作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团的领导人，他不会听命于其他任何政党。

做出这个决定对叶利钦来说可不容易，也绝非他的草率之举。他没完没了地修改演说稿的内容，随着脱党演说发表的时间日趋临近，他变得焦虑不安。就在那些晚上，叶利钦对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老乡，也是他在那时最亲密的顾问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倾吐了他的担忧和疑惑，布尔布利斯说道：“他（叶利钦）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万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么……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但这恰恰抬高了我！’”[8]

戈尔巴乔夫相信叶利钦退出苏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正如他对自由派顾问安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所说的：“逻辑上讲应该如此。”事实上，叶利钦公开脱党预示着党员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会角色了，从而引发了苏共的脱党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