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会议（第2/9页）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对于和西方展开对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们高高在上，苏联人首次将不载人卫星和载人卫星发送至预定轨道，因此，苏联继任领导者比斯大林更加难以预测，也更加危险。

直到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执政下的两个超级大国才发现他们已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此时，美苏竞争蔓延至全球。竞争始于东欧，苏联人一旦占据此地，再不愿放手，随着中国在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几年朝鲜长久地分裂了，美苏竞争延伸到了亚洲；英法帝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向崩溃，使得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机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为了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意识形态的鼓舞而倒向苏联以后，拉丁美洲也沦为战场。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彼此妥协下解决，苏联人同意把导弹撤出古巴，美国人则把导弹撤出土耳其，可是，这段经历深深震撼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必须做些什么缓解紧张的局势，减少核战爆发的危机。于是，两位领导人在1963年签署了首项旨在控制核军备竞赛的协议——《有限核禁试条约》。

经过8年的谈判才有了这份文件，虽然刚刚起步，内容确实很温和，但毕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从那以后，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仍在全球进行较量，从越南到安哥拉，“代理人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可是，它们就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从未间断，还从“共同毁灭原则”中找到些许安慰。依据该原则，敌对国双方如果都拥有足以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武器，就必须进行谈判，这样才能保住两个国家。

尼克松于1972年5月飞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则于1979年飞往维也纳，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两份条约都规定了核武器生产数量的上限。但是，后一份条约签署后不久，苏联就入侵了阿富汗，美国则在次年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继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试图在越南溃败后重塑美国精神和国际影响力。在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逝世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国际局势陡然紧张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冷战恐怕第一次要变成“热战”了。[3]

1983年9月1日，苏军在库页岛附近击落了一架载有269名乘客的韩国客机，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国会议员。随后他们等待来自美方的报复。就在这个月稍晚的时候，在莫斯科附近的苏联防空部队司令部，空军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洛夫在雷达屏幕上发现目标，显示有一枚导弹正向苏联飞来。他随即发现同一方向好像有四枚导弹。他怀疑是电脑故障，因此没有上报长官。如果他报告了，那么两个大国间的核战争也许就此变成现实。实际情况是，太阳光线和云彩罕有的排列方式，使苏联的预警系统出现了小故障。彼得洛夫随后被捧为英雄。可是，促使他拯救世界免于核战的原因，不是他不相信美国人会首先发动攻击，而是他认为美国人进攻时，会让成百上千枚导弹打头阵，而不是只有一枚或四枚导弹。在众所周知的彼得洛夫事件后，苏联人依旧等待着美国的报复。[4]

同年11月，苏联误认为北约在欧洲举行的代号为“Able Archer”的军演是为即将到来的核战做准备。他们所有的海外谍报机构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监视着即将来临的核决战信号。同一时间，上亿美国人观看了制作粗糙的电影《浩劫后》，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居民应对核武器袭击后的故事。许多人认为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里根总统对苏联的措辞。

尽管在1983年3月，他还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但是在1984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伊凡和安娅”中，他谈到了美苏人民对于和平共处的渴望。1984年1月，他向颇感诧异的国民说：“请随我一起设想一下，如果伊凡、安娅发现他们和吉姆、萨利在同一候车室，或是站在同一屋檐下避雨，而且彼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那么，他们还会争论彼此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他们会发现大家都在谈论孩子或是生活呢？”[5]

苏美关系的改变不只在措辞上，这一关系的焦点已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转向了普通百姓的权益。对此，老布什比别人更深知这一点。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参与制定美国的对苏政策，并且坚持要尽量负责任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