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地方走向中央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发生。他们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为了镇压起义,清廷以惊人的速度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1]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袁世凯。这是由于各省光复后,清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从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腐朽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专制统治呢?清廷、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海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最佳人选。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廷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其便。

拥兵自重,并不等于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游刃有余。能使自己成为南北方争相拉拢的人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袁世凯为了达到目的,还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朝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皮,由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

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的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莫理循说:“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2]但问题极为复杂,还有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明态度。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称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眼光要远大一些。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1)自己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2)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均具有相当势力;(3)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4)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5)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急于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3],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