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湘系集团之博弈（第3/3页）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对外妥协，又受到清流派的猛烈攻击，致使曾国藩忧惧成病，从此心灰意冷。清廷这种用清流派制约地方实力派的做法，引起了曾国藩集团的大为不满。郭嵩焘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历观言路得失，“敢直断言曰：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以言治。”“唐宋之言官虽嚣，尚不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之君子正其意而息其辩，覆辙相循，终以不悟。”“文宗初基，东南糜烂，天下岌岌。朝廷怀恐惧之意而出之以端简，百官慑于大难之骤兴，瞻顾却立，而抑不敢肆其嚣嚣。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谓自是可以长享无事，而议论嚣然。言路之气日张，时事亦愈棘矣。”[3]对清流派的无端攻击，曾国藩虽然心中不满，但也不敢据理抗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他老于仕道之处。因为他深知，在仕途上，越是功高权重，就越是要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就会被御史所弹劾。如要上疏抗辩，又往往言多必失，愈加被动，甚而招来他祸，受屈更大。如此看来，慈禧太后挟居高临下之势，行以言官压制地方实力派之策，在内轻外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求得中央与地方之间某种平衡和暂时的稳定，还是行之有效的。

太平天国以后，经过慈禧太后的努力调整，中央政府的权势的确有所回升，地方督抚的任免大权仍然牢牢操于中央政府的手中，地方督抚还不敢公然与中央抵抗。但这并不能，也不可能改变清廷大权旁落地方的这一历史事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在不断的冲突与调整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权力，仍然在不断地向地方倾斜。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

[2] 《清史稿·阎敬铭传》卷438，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

[3]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10卷，光绪十八年刊，第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