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第2/5页）

史家必须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

问：什么是民族？安德森就写了一本《想象的共同体》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民族主义就更复杂了，斯尼德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就写了208页。您一方面对民族国家有非常大的认同，但同时对建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存有深刻的警惕，因为民族主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不同的面相，尤其是在不同的运用者手中。

袁：西方近五百年的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大体是同步的。近代中国的起点却是统一的大帝国被宰割和欺凌。这个差异使“民族”在中国语境中含义非常复杂。我想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

1.中国的概念先于中华民族的概念，直至辛亥革命以后，包含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逐渐流行。而自汉唐至19世纪末，知识阶层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共识：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华夏文化的载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排他意识，非常强烈。

2.清末的民族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推翻满族统治。在孙中山口中，满族是“外国人”。即使不像孙中山那么极端，心中把满族视为异族的人，在知识阶层中比比皆是。这是辛亥革命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二是“理藩”，即处理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3.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说“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说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简单地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在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自大、排他的特性。于是，对外成了拒绝接受人类现代文明共同成果的思想堡垒，而在内部则成了各民族和谐、平等相处的障碍。大清帝国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呐喊为19世纪的休止符，集中体现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黑暗面。中国民族主义最辉煌的岁月，莫过于八年抗战，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可是，就是这样的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正义事业，也被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借口，掩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但延误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埋下了把中国人再次推向内战血泊的根源。19、20世纪“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亿以上，很可能高达两亿。这些死在灾荒或战火中的冤魂，说到底是我们的祖国顽强地以民族“传统”或“特点”为盾牌，拒绝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以这些数以亿计的冤魂为代价，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清醒地告别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而是有没有自由、民主、法治制度才是现代公民应该关注的焦点。现代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各族人民凝聚力最可靠的基础。离开制度现代化这个基本点去奢谈“凝聚力”，奢谈民族命运，只能误入歧途。世界任何民族，概莫能外！看看当今世界相砍相杀、血流成河的景象，当听到那些政客们口中念念有词的“民族”咒语的时候，各国人民都不妨冷静想一想：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杜赞奇提醒人们注意：（1）以民族区分自我和他者，谨防还有潜在的他者。“隐蔽的他者可能是其他群体，也可能是其他组合群体的原则。”（2）“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都有一种跨国界的想像力：……大亚细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等。他提出的问题，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问：李猛对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批评中指出，历史不是杜赞奇指出的在某个环节分岔了，而是历史本身是分层的，是层层累积的历史，而且大多数层的历史是完全沉默的。他引用试图书写人民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研究悖论：“他们不说话。”您在研究中是否遭遇过同样的历史困境？

袁：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不过，史家必须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灰烬、血污下面有残迹，艰苦的寻觅总会有所发现。

反启蒙思潮存在极大的误区

问：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您之后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是方法论上还是和前面研究一样，是通过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具体人物，例如陈独秀、胡适等，来重新思考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既成认识。您关注较多的是其中的“激进主义”思潮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您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来评论这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