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明的进展与中国的反思（第2/4页）

当时确实曾露出一线曙光：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各党派代表就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纲领达成协议。

先是在1945年8至10月间，在蒋介石、毛泽东参与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声明：“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141

1946年1月31日，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1天的协商，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其他决议。当时，国共两党的经济政策主张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争议最大的政治民主化、军队整编和公民自由保障三大问题均达成了原则协议。

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为此规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并由“地方参议会、律师公会及人民团体组织自由保障委员会”。142

这些协议完全符合人类文明达到的新水平。但是，历史在胜利纪念碑金色碑文旁边加上一个黑色的注脚：“惨胜！幻灭！苦难的历程开始！”

贪污腐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官场文化，胜利的喜悦转眼变为党政军官员赤裸裸的抢夺（“劫收”）。

贪泉汹涌的后面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没有民主选举和罢免程序，公仆不怕丢失选票；没有分权制约，没有法治，官员可以肆意妄为；言论自由被剥夺，失去舆论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往腐化的深渊滑行。世界上最严重的腐化渊源于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府。

与此同时，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和平建国的协议成了废纸。

于是，预定派驻日本的占领军——在滇西缅北与日寇搏斗战功赫赫的新一军所属部队被转派到内战前线，十几个人组成的先遣组在日本无所事事黯然回国。

于是，理应用于建设的生命和财富在刀光剑影下虚掷。

历史本来有比较美好的一面：两大政党都曾表达过和平建国、实行宪政的善意。在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143 国民党在1945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并在《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决议中决定：“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省临时参议会也要跟着进行选举。“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依法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党政分开，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陆续移政府办理”。144 如果双方的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化剑为犁，民主、宪政、法治的框架早就矗立在神州大地了。

不过，十多年厮杀留下的伤疤和仇恨理论，汇聚为互不信任的积习，两党领导人都把权力在谁手上而不是建构什么样的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代价之一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成为历史祭坛上的供品。20世纪40年代，中国趁来之不易的胜利攀升为现代化大国的机遇丢失了！

“永恒的中国”融入现代文明

19世纪最后一年，以身许国的梁启超动情地指出：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勇敢跟进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在它面前迂回却步？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时至21世纪，全世界的一个新话题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会不会再度幻灭？现实层面是有待解决的三道难题：（1）如何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2）如何化解台海两岸的矛盾？（3）如何善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深入一步看，依然离不开文明的反思。

市场经济的弊端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发展是从逐渐归还公民被剥夺了的经济自由，逐步踏上市场经济台阶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转型的痛苦和伴生的腐败，举目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