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第2/2页）

康有为集纳当时西方先进思想，反复呼号，直至广为人知，这是康有为在学术思想上成功的一面。但是戊戌时期康有为还有另外一面，他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想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他自己则想成为这个国教的教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是这种活动的代表作，它们的学术成就不高，其价值主要是负面的。他在《保国会章程》中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来说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记者：康有为思想转变及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有什么教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

袁伟时：戊戌维新运动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其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不断追问。尤其康有为的思想转变以及他晚期的保守倾向，已经形成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教训。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都是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内容，而西方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经形成普世价值；相反，凡是他想创造自己体系的著作，作用都不太大，比如《新学伪经考》，甚至《大同书》，其价值并没有一般学者认为的那么高。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创造自己的所谓中国式的学术和思想体系，他们并没有吸取康有为及戊戌维新的教训，其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当年在广州的重要活动场所，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您是怎么评价万木草堂的呢？

袁伟时：万木草堂是康有为自创的学堂，也是一个半政治化的团体，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政府宽容的一面。其主要作用是为戊戌维新运动培养了人才，积聚了力量。但它的教育水平并不高，因为当时康有为本人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达到郑观应《盛世危言》和林乐知《万国公报》的境界。万木草堂的教育水平也比不上后来梁启超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

记者：康有为也是近代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呢？

袁伟时：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讨论，这里不想详述。简单地说，康有为出生在广东，而广东又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与外面世界有一定联系，地理因素的优势影响了康有为。除此之外，康有为的求知和政治活动的经历反而显出广东的落后。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上海买到的，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海。

康梁都是广东人，但康梁的主要活动——启蒙和推动改革都不在广东，维新运动广东是落后地区。为什么得天时地利的广东却没能保持先进性呢？广东人应该反思这一问题，尤其在强调思想解放的今天，广东人更应该追问。

2008年3月8日

原载于《深圳商报》200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