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第3/4页）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26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27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28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29 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30 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31